台大歷史系陳翠蓮教授於本月九日在公視董監事審查會議時，以九票同意、五票反對，未達四分之三門檻而遭否決。延宕許久的公視董監事會終於順利產生。對執政當局而言，等於眼前又拆除了一顆政治爆彈，值得慶賀。但陳翠蓮事件所凸顯的兩個長期性問題，更值深省。
首先，在法制上有關重要官員國會同意權行使，主要以考監委員、大法官、檢察總長、中選會、通傳會、公平會委員等為對象，以經國會過半同意而通過。公視董監審查委員十四名，被提名人須獲得四分之三以上審查委員同意，才算通過，至屬嚴苛。在這套遊戲規則下，四分之一少數手握否決權，容易遭逢無情的政治杯葛。然而當公視僵局發生時，結果又由執政當局概括承受，悖離責任政治的基本邏輯。治標之道，就是儘速修法回歸門檻常軌，甚至改由國會行使同意權，亦屬無妨。
其次，若干公視董監事審查委員以陳翠蓮「專門研究二二八歷史…會撕裂族群價值」、「史觀過於獨特、特別尖銳」云云作為排拒理由，雖引發諸多激憤，卻也不令人意外。無可諱言地，即使到了近年，學者因研究相關課題，在學術投稿、計畫申請、教師升等過程中遭逢明暗排斥際遇，依舊所在多有。以筆者自身經驗為例，十餘年前曾於某大學加入撰寫校內通識課程憲法教科書，並擔當其中「政黨」專章部分。只是由於章內稍微提及黨產問題，竟生全書印製完竣後撕毀移除該專章，再重新換封面刊行的憾事。直接以二二八事件當作博士論文的陳翠蓮，近三十年來在學術圈遭逢的坎坷，料想千百倍於筆者。
廿一世紀都過二十年了，涉及轉型正義的研究課題，迄今還是讓許多學者望之卻步、避之唯恐不及的研究敏感禁區。以陳翠蓮事件為鑑，倘若執政當局無所積極翻轉作為，則未來學術研究環境，勢必益加險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