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05-11

以陳翠蓮教授事件為鑑

台大歷史系陳翠蓮教授於本月九日在公視董監事審查會議時,以九票同意、五票反對,未達四分之三門檻而遭否決。延宕許久的公視董監事會終於順利產生。對執政當局而言,等於眼前又拆除了一顆政治爆彈,值得慶賀。但陳翠蓮事件所凸顯的兩個長期性問題,更值深省。

首先,在法制上有關重要官員國會同意權行使,主要以考監委員、大法官、檢察總長、中選會、通傳會、公平會委員等為對象,以經國會過半同意而通過。公視董監審查委員十四名,被提名人須獲得四分之三以上審查委員同意,才算通過,至屬嚴苛。在這套遊戲規則下,四分之一少數手握否決權,容易遭逢無情的政治杯葛。然而當公視僵局發生時,結果又由執政當局概括承受,悖離責任政治的基本邏輯。治標之道,就是儘速修法回歸門檻常軌,甚至改由國會行使同意權,亦屬無妨。

其次,若干公視董監事審查委員以陳翠蓮「專門研究二二八歷史…會撕裂族群價值」、「史觀過於獨特、特別尖銳」云云作為排拒理由,雖引發諸多激憤,卻也不令人意外。無可諱言地,即使到了近年,學者因研究相關課題,在學術投稿、計畫申請、教師升等過程中遭逢明暗排斥際遇,依舊所在多有。以筆者自身經驗為例,十餘年前曾於某大學加入撰寫校內通識課程憲法教科書,並擔當其中「政黨」專章部分。只是由於章內稍微提及黨產問題,竟生全書印製完竣後撕毀移除該專章,再重新換封面刊行的憾事。直接以二二八事件當作博士論文的陳翠蓮,近三十年來在學術圈遭逢的坎坷,料想千百倍於筆者。

廿一世紀都過二十年了,涉及轉型正義的研究課題,迄今還是讓許多學者望之卻步、避之唯恐不及的研究敏感禁區。以陳翠蓮事件為鑑,倘若執政當局無所積極翻轉作為,則未來學術研究環境,勢必益加險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