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選舉，一言以蔽就是以選民的意向，直接決定首長與民意代表的更迭去留。民主國家施政的民主正當性，即是建構在這個基礎之上，因此只要台灣的民主還能繼續存續，則自由、平等且開放的選舉，將永遠是台灣最重要、自豪的政治活動。只是，也要思考的是，所謂選舉，不管在過程間如何華麗喧囂，激情過後，不過就是把候選人送上特定椅子罷了。而這個特定椅子能如何行使職權？如何為民謀求福利？跟制度設計與運作密不可分。更淺白的說，若只關心政治人物更迭，而忽略了制度的檢討與革新，那我們的民主制度，可能就只剩下選舉活動而已。
涉及地方制度的課題，可謂經緯萬端，而且性質上很多也不只是地方政府自己的事情，而是牽涉諸多全國一致性法令制度的跨區域全盤檢討。舉例而言，臺北、新北加上桃園三個北部直轄市加上基隆市所構成的首都圈，設籍人口已突破九百萬人，若再算入戶籍仍於中南東部但實際居住者，則首都圈經常活動人口可能突破千萬人。台灣面積不算小，人口資源卻高度濃縮聚集於首都圈，真的合理嗎？倘若欠缺通盤思考與大破大立的宏觀改革，則不管誰當坐上了市長的椅子，上述首都圈一極化的偏差不但難以治癒，甚至可能將繼續惡化。長遠來說，倘若政府在都會區發展思維上不作根本性的逆轉，則不管興建再多以「合宜」、「現代」、「社會」為名的平價國宅，恐無法減緩台灣人口過度集中首都圈的困境。
其次，再以如今缺乏政治熱度的「竹竹併」為例，實則也還是相當嚴肅的地方制度變革課題。新竹縣和新竹市，甚至加上竹南、頭份事實上已是一個生活圈。只是因為這個區域長期由幾個縣市政府分治分管，導致大塞車、水源水質、輕軌大眾運輸欠缺等問題，迄今往往無法有效治理。誠如新竹市議員李妍慧曾剖析，新竹早已經是個共同生活圈，要延續新竹的競爭力，近一步提高全球戰略地位，一個生活圈只需要一個管理系統，提高效率解決重要交通，環境，土地，教育資源等等問題。但這個崇高的理想，終究不是誰誰誰當選該區域的縣市首長、議員議長能妥適處理的。
回顧歷史，不論是一九二○年的「準地方自治制度」起算，或是由一九三五年實施成年男限制選舉的地方自治起算，地方自治在台灣已有接近百年的實踐。放眼未來，政治人物的更迭，依舊也還會繼續是選舉的觀戰焦點。進入了二十一世紀也乎焉二十多年了，台灣的草根民主制度若要走得更長、更久、更穩健，除了在乎選舉，地方自治乃至跨區治理法令制度的與時俱進，值得社會公眾持續投入更多關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