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大道更名的啟示

主動拋出街道正名議題的台北市長柯文哲，昨受訪時表示，改路名相當困難、門檻蠻高，「跟修憲門檻」差不多，現行法令都要修改云云，似乎認為路名修改難度頗高。只是，若從胡志強的台中經驗來看，事實並非如此。

回顧二○一二年六月，中國國民黨執政的台中市政府宣布將把中正、中港、中棲路統一更名為台灣大道，這條路從台中火車站延伸至台中港務局，全長廿四公里，是全台歷來規模最大的道路門牌整編行動，牽涉戶數高達一萬兩千餘戶。為推動該計畫，儘管市民評價兩極，台中市政府認真進行「問卷調查」，四千九百餘份回收問卷裡有四成七民眾支持叫台灣大道，改名中港大道、台中大道的支持率則都不到一成。胡市府遂以此民意為後盾，勇敢推動這項浩大的道路更名計畫。換言之，由這段胡市府將「中港路」改名「台灣大道」的歷程對照，今日柯文哲市長所謂「改路名門檻跟修憲一樣高」之說，當屬無稽。

以道路命名為例，彰顯地區人文特色、適合當地地理習慣乃至襄助地方建設足堪紀念者，是解嚴後較進步的道路命名方式。只是，放眼各地，以「中國地名」、「民國政治人物」乃至「中國歷史名人」原則命名的道路，實則仍充斥全台，並非侷限於台北市一隅。以民進黨執政許久的高雄市為例，就仍有北安街、北平街、唐山街、歸綏街、綏遠街、察哈爾街、遼北街、林森路、漢民路、曾子路、孟子路、鄭和路、大禹路、天祥路、管仲路、班超路、田單街等，洋溢著濃郁的中國情懷。若有民進黨籍政治人物想拿這題來當作消遣台北市長的話題，務必要自省且三思，以免「五十步笑百步」。如何師法「高雄捷運美麗島站」的命名精神，讓各地道路名稱更能與在地的區域性、人文性牢靠連結，才是在政治口水對抗之餘，更值得各市政府認真對待的課題。

刊於：自由時報/自由廣場/2021-4-22

新疆棉凸顯企業「義利兼顧」困境

企業社會責任（CSR）是近20年來，在國際商業界相當重要的詞彙，強調各工商企業獲取利潤之餘，在其影響範圍內，亦能遵守人權、勞工標準及環境等方面的諸多基本原則。在此之中，包括諸如對於人權的支持與尊重，不予人權踐踏者同流合污，反對童工、並消除一切形式的強制性和義務性勞動等現代社會的共同基本價值。

抵制說源自中國共青團

另外，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於2018年所發表近百頁的「經合組織負責任商業行為盡責管理指南」，則有更細緻的企業行為指引。一方面鼓勵工商企業為經濟、環境與社會進步做出積極的貢獻，另一方面則警告商業活動可能導致與工人、人權、環境、賄賂、消費者及公司治理相關的諸多不利影響。

引爆新疆棉事件的核心是時尚集團H&M，此事起源於該集團於去年曾發布一則有關新疆棉的「盡職調查」聲明。該聲明結尾表示，新疆是中國最大的棉產區，H&M的棉花供應商原本透過非營利組織「良好棉花發展協會」（BCI）採購新疆棉。但鑑於該協會越來越難在新疆展開盡責調查工作，因此日後將不採用此地區棉花做為產品原料。

在近年新疆險峻局勢下，國際非營利組織難以在該地開展活動，此應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都難以否認的政治現實。H&M在「良好棉花發展協會」無法擔保該地區棉花供應符合其所設定的6大生產標準下，故決定不採用新疆棉，也是其基於企業社會責任的商業判斷。至於近日所掀起的爭端，則是源於中國共青團3月24日微博發文，指責H&M去年聲明乃「一邊造謠抵制新疆棉花，一邊又想在中國賺錢」云云，在中國官媒強力帶風向後，遂掀起這波如烈火燎原般的抵制活動。

H&M真的造謠、抵制新疆棉嗎？綜觀其調查聲明，癥結在於「不透明」，亦即「良好棉花發展協會」無法在當地展開是否符合生產標準的相關調查所致，毫無嫌棄新疆棉之意，更沒有對新疆人權乃至強迫勞動情事進行任何表態。況且在中國政府老是堅決反對「外國勢力干預內政」口號下，「良好棉花發展協會」要如何派員自由且任意地在新疆產棉區展開相關調查，釐清諸多真相呢？由此觀之，H&M做為跨國時尚集團，想在中國賺錢固然是事實，但所謂H&M「造謠抵制新疆棉花」之說，則完完全全是被中國共青團貼標籤、扣帽子罷了。甚至真正造謠者，正是宣稱H&M抵制新疆棉的中國共青團本身。至於誰又能操弄中國共青團？答案則呼之欲出。

針對新疆棉事件，近日國內輿論已有諸多評論。相較於關心藝人有無被強迫表態、後續衍生的解約賠償等問題，從國際財經秩序角度觀之，更根本的在於美中強權對抗下，跨國企業所面臨的企業社會責任難題。

供應鏈布局難迴避人權

去年9月，美國通過《防止強迫維吾爾勞動法》（Uyghur Forced Labor Prevention Act），禁止所有來自新疆的進口產品，除非企業提供明確與令人信服證據，證明其供應鏈裡無強迫勞動情事，方得獲准進口。若將此次新疆棉事件聯想為中國對美國前揭法律的報復性反制作為，似無不可。

總而言之，跨國企業的原物料供應鏈乃全球性布局。在強調各工商企業要「義利兼顧」的國際趨勢下，同時意謂著「政治歸政治、經濟歸經濟」乃悖離現實的妄想，各國人權狀況，已成為今日企業經營者在布局供應鏈時無法迴避的嚴肅課題。

刊於：蘋果日報/火網評論/2021-3-28

數位發展部南下 首都減壓

本週行政院院會通過政府組織改造相關草案，其中增設數位發展部一案，頗具時代意義。一個整合「電信、資訊、資安、網路與傳播」五大領域的新設機關，得以統籌基礎建設、環境整備及資源運用等，並可精進我國相關資通安全維護水準乃至於促進國家數位轉型，當屬美事一樁。

只是，這個嶄新的行政院二級專責數位發展機關將設址何方？遍觀目前報導，迄今尚無線索。日前台北大學資管所教授汪志堅投書貴報，論及數位發展部設置的必然性與正當性，其內容值得贊同，卻似乎也沒有意識到設址問題。

攤開台灣地圖，桃園以北的大首都圈（新北、台北、桃園三直轄市）已近八百九十萬人口。以台灣人口兩千三百萬人來算，等於將近已有全國百分之卅九的人民一極化聚集於此。台灣土地利用與人口分布的不正常偏差發展，由此一望即知。

數位發展部將設址何處？目前無可得知。倘若最終結果，無法擺脫一切以「台北官場與官人」為中心的陳舊思維，還是設址大首都圈某處，以圖「便利」，則此決定將令人遺憾，並顯與「網路無遠弗屆」、「首都圈減壓」理想背道而馳。

高鐵往南駛離了桃園站，台灣其實還很遼闊。去年九月國發會才於立法院經濟委員會進行「大南方大發展南臺灣發展計畫推動概況」專案報告，其中洋洋灑灑提及包括：沙崙智慧綠能科學城、高雄海洋科技產業創新專區、高雄亞洲新灣區、高雄新材料循環產業園區設置計畫等計畫。在這個「大南方大發展」的響亮科技發展藍圖裡，找個適當之處打造嶄新機關，並非難事。倘若有心，應該是個相當可能的簡單任務。

刊於：自由時報/自由廣場/2021-3-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