該修改的，豈止醫師節？

林逸民醫師昨天投書貴報，直指以孫文生日充為醫師節的不妥，並呼籲當局慎選真正對台灣醫學貢獻卓著者，做為醫師節紀念代表。值得注意的是，不僅醫師節，這已是通案且該省思的老問題。

從內政部「紀念日、節日及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之日」來看，一月十一日司法節歌頌的是一九四三年中華民國與美國和英國等國聯訂新約、廢除治外法權；二月四日農民節是一九四一年國民政府在重慶決定的；三月一日兵役節乃國民政府軍政部於一九四四年決定；三月廿五日美術節則是來自國民政府時期的教育部決定。

三月廿六日廣播節雖是一九五二年決定，但紀念理由居然是：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年孫文逝世，交通部北平電話東分局以無線電播放孫文生前演講，在三月廿六日設置放大收音機播放。六月九日鐵路節雖是遲至一九六五年決定，但日期設定卻是一八八一年唐胥鐵路（唐山到胥各莊）開工日。至於即將來到的十一月廿一日防空節與高雄或臺北大空襲無關，乃紀念一九三四年南京舉行首次防空大演習，而由國民政府於一九四○年所定。

台灣自二次大戰結束，繼受中華民國法制後，大量跟台灣毫無關連的紀念日、節日與典故就此橫向移植並沿用迄今，充滿濃厚的異鄉情懷。都已是廿一世紀了，通盤檢視各種紀念日與節日，勇於適時修正，當是凝聚台灣認同的長期基礎工程，盼政府當局切莫輕忽。

刊於：自由時報/自由廣場/2022-11-16

「國庫通黨庫」源考

離月底地方大選時程日近，選戰日益激烈。本次全國高度矚目的選舉之一乃新竹市長選舉。某網紅指稱民眾黨市長高姓候選人所聘用的李姓國會助理於前兩年共捐款六十萬元給民眾黨，稱此舉有疑有「國庫通黨庫」之嫌。對此，高虹安競選辦公室表示，該助理係是個人自由意志地支持民眾黨，一切合法云云作為回應。這些因選舉而生的口舌激辯，終將因月底選舉結果而煙消雲散。但是若放大視野，從歷史角度來看何謂「國庫通黨庫」？值得釐清。

「國庫通黨庫」考其源頭，最早出於一九五四年二月底，在第一屆國民大會第二次會議期間，曾任臺灣省主席、具中國國民黨籍的吳國楨上書國民大會，指陳政府六大缺失，指出「楨本國民黨黨員，自問一行一為，從未有過違背孫中山先生遺教之處。然就目前國民黨主政方式而言，則完全未照孫中山先生遺教而行。不獨係一黨專政，而且國民黨之經費，非由黨員之捐助，乃係政府，即國民之負擔。這種『國庫通黨庫』做法，除共產極權國家外，實為今古所無。」等語，將國民黨背離國父孫中山遺教，將黨的經費由公帑負擔的離譜作法，加以痛斥。

被尊為「黨產研究之父」的傅正，一九六○年於《自由中國》雜誌直指：「國民黨把持中國政權十幾年來，期間雖經歷軍政、訓政而憲政，但卻始終以革命英雄自居，以為天下是老子打來的，中華民國只是國民黨一黨的私產，因此，國民黨經常把國庫看成黨庫，予取予求；甚至透過政府的權力，運用種種手法，搜刮黨費。這幾十年來國民黨由國庫中掠奪所得，究竟到何種地步？又究竟龐大到何種地步？非但局外人無從了解，即連國民黨當局，恐怕也由於掠奪的時間過久、範圍過廣、方式過多、數字過大，已經無從計算了」。

更細緻地談，根據傅正當時研究，國民黨在一九五○年實行改造後，為加強組織控制，組織型態有擴充現象。隸屬中央黨部的一級、二級、三級黨部，以及附屬組織，都編制有黨工幹部，這些人員也以黨務工作為養家活口的職業，人事費與業務費驚人，另外還有開辦中山獎學金，以及需照顧鑽研三民主義理論的學者等。在組織龐大、人員眾多、活動頻繁、開支浩大下，傅正估算國民黨一切直接、間接開支，每年恐超出十億元，正規收取的黨費根本不夠支應。國民黨面對如此龐大開銷，解決方式為「以政養黨」，即透過政府主管單位的權力，將黨部組織納入政府機關，黨工人員納入正式編制，黨務經費列入政府預算，並佔有公有房屋與土地，供各級黨部使用。國民黨將政費當作黨費，造成政黨經費由國人租稅、美援負擔的現象。

綜上，從學術觀點若言「國庫通黨庫」，大抵係指在黨國威權統治時期，國民黨暨附隨組織藉由一黨執政的優勢地位，從國家直接或間接由國庫擷取各種財政資源、取得財產的不當行徑。就不當黨產實務追討而言，最常用的計量單位為「億」元。此次李姓國會助理捐款風波僅區區六十萬元，且外觀上乃私人對政黨捐輸的政治獻金，屬政黨法第十九條所列政黨合法收入。至於六十萬元從何而來？有無不法情事，則屬其他法律範疇。貿然套用已學術專有名詞化的「國庫通黨庫」，實有引喻過度、類比謬誤之嫌。

刊於：台灣時報/專論/2022-11-9

零到六歲國家一起養，然後呢？

根據二○二一年數據，台灣新生兒僅有十五萬餘人，是史上首次低於十六萬人，而同年台灣死亡人數約為十八萬人，人口持續負成長。又根據美國中央情報局《世界概況》統計，我國生育率於全球二二七個國家中為最低。從財政觀點來看，若這個死亡航線不變，台灣危矣。

析言之，國家以永續存在為目的，國政亦須在安定的財源支持下永續經營，而其財政上的前提要件，厥在財政健全。在「租稅國原則」下，政府收入應以強制徵收的租稅為主，由納稅人依據能力而共同負擔。基此，租稅為國家財源之主要基礎，在諸多態樣的租稅裡，所得稅毋寧又係其中相當關鍵的收入來源。個人所得稅收入之多寡，簡單來說，乃取決於納稅義務人數與稅率兩項基本指標。在代議民主政治下，稅率調升實非易事，對資本家課徵高額稅金又有經濟產業發展現實上的難處，是以經常性維持相當規模人口的納稅義務人，乃國家穩定獲取財源的擔保。

少子化加上高齡化，對國家財政最大威脅，可從歲入與歲出兩方面來看。首先在歲入部分，少子化意味著未來勞動人口減少，亦即能負擔國家財政支出的納稅義務人減少，除非國家開闢其他新興財源，否則意味著財政收入將隨之減少；其次在歲出部分，高齡化意味著需要仰賴國家資源扶助照護的老年人增加，各種福利支出項目將隨之擴大。一消一長間，財政收支失衡破綻，昭然可見。

蔡英文總統曾指示少子化、高齡化需當作國安問題來面對，觀念上洵屬正確。但是在政府具體作為上，仍有諸多值得深思之處。例如十月二十七日，行政院會通過「零到六歲國家一起養」最新福利措施，宣布自明年起，行政院將再新增「育兒津貼、托育補助都不排富」、「提高托育、教保人員薪資及教保費」與「獎勵機制提升托育品質」等三項措施，新增措施經費為五十五億元，並預估二○二三年因應少子化計畫耗資超過千億元規模。這筆鉅額的財政支出，固然代表政府施政決心，但少子化問題牽涉層面至廣，乃全面系統性問題。千億公帑，真能對症下藥乎？

如所周之，荒唐高昂的居住成本，乃是侵蝕年輕世代收入的最大項目，連居住生活都成了殘酷的生存遊戲，焉有餘力規劃生育？又長期北部一極化偏差發展下，許多工作機會只見於首都圈，中南部子弟無法在家安身立命，不得已只能離家北上謀生，導致桃園以北已幾乎塞滿半數國民，合理嗎？這些都是點滴釀成台灣少子化的上游課題。倘若少子化對策不循上游認真整治，實際效果恐怕難以令人樂觀。

面對少子化這股鉅大危機，全民有賴更宏觀的視野、想像力，以及更大的魄力來對應。敢提高賦稅來支應更多少子化對策支出嗎？敢遷都或首都圈疏散，以減少北部一極壓力嗎？敢推動閒置住宅公權力徵收與再分配，更凶悍地實踐居住正義嗎？敢更積極開放的移民與工作政策來彌補人力缺口嗎？政府在推動「不得罪人」的福利措施政策之餘，面對這些「會得罪人」的棘手抉擇，逃避終究不是解決的辦法。

刊於：台灣時報/專論/2022-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