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石木欽案」作為司法革新契機

1990年2月，「戰鬥的法律人」故台大法律系林山田教授於《台灣春秋》發表〈拯救司法的靈魂〉一文，內容就司法不獨立的病理分析及其診治等相關課題進行探討。這篇發表迄今近30年的論政文章，於2021年1月下旬的今朝再度翻閱朗讀，讓人感慨萬千。

首先，有關司法形象問題，該文提到：「貪污至今已成為官僚體系文化中不可分的一部分，法官自然亦無法倖免。少數法官生財有道而能在法案中找出『金條』，擁有與其正當收入顯不相當的財富，過著與其薪俸顯不相稱的豪華奢侈生活。雖然這只是少數法官的貪瀆行為，但是卻足以敗壞整個司法體系的形象，而增加人民對司法的不信賴」。拿這段30年前山田師鏗鏘有力的批判，跟今日撼動輿論的「石木欽案」交互對照，當可發現諸多長年存在法院體制裡的貪瀆腐敗，猶如被保存在一座冰箱般地，延續至今。

「石木欽案」裡，不管是有期徒刑從原本的8年重判變成4個月薄懲的「普渡慈航」，抑或是富商翁茂鍾的筆記本裡股票、宴飲、高爾夫、繡名襯衫等駭人橋段，一方面又再度驗證了山田師當年的批判乃切中時弊。另一方面則凸顯近30年來所謂的改革，就諸多真正攸關審判公信力的實質、核心課題，改善縱令有之，其幅度亦猶如冰河推移般緩慢。

2016年5月20日的總統就職演說，有關司法改革，總統蔡英文曾指出「新政府也會積極推動司法改革。這是現階段臺灣人民最關心的議題。司法無法親近人民、不被人民信任、司法無法有效打擊犯罪，以及，司法失去作為正義最後一道防線的功能，是人民普遍的感受」，並表示「為了展現新政府的決心，我們會在今年十月召開司法國是會議，透過人民實際的參與，讓社會力進來，一起推動司法改革。司法必須回應人民的需求，不再只是法律人的司法，而是全民的司法。司法改革也不只是司法人的家務事，而是全民參與的改革。這就是我對司法改革的期待」。

回顧當日，這段演說獲得相當大的掌聲，令人動容。而且其後，的確也召開了司法國是會議，匯集各方改革議題。只是4年多過去了，以「國民法官」為首的諸多司法改革措施的確陸續啟動，但人民對司法的信任，是否有顯著的改善與提升呢？「石木欽案」爆發後，答案恐怕令人沮喪。

世人多期待司法改革，但改什麼？如何改？才是箇中關鍵。山田師〈拯救司法的靈魂〉一文，不僅有精彩貼切的司法病理分析，同時也一併勾勒出革新司法之道。舉其迄今仍有參考價值者，可包括以下三點：其一，打破司法體系中階梯制式的價值觀與昇官制度，建立法官無大小、高低之分的觀念，建立法官特有的人事制度，而非沿用行政官那套；其二，廢除「辦案成績」的考核制度，強化法官的自治自律制度；其三，確實依法追訴審判少數貪瀆枉法的法官，同時尚可建立律師評估法官的制度，並對於惡名昭彰而查無貪瀆實據的法官，透過各種管道，輔導其另謀他就，使其遠離司法。

「石木欽案」演變到今天，不僅審檢層峰飽受來自各界嚴厲批判，更連帶影響大多數日夜認真辦案的法官無辜蒙塵，令人浩嘆。危機就是轉機，只要有心，「石木欽案」也可能是司法革新契機，除了4月20日前司法院承諾的「石木欽案」全面調查報告外，也期盼司法院能藉此揚棄溫情主義羈絆，勇於提出更多大破大立、務實不務虛的司改方案。

刊於：思想坦克 / 2021-1-26

司法院要放水？

富商翁茂鍾所牽扯出的審檢風紀案，司法院預計在今天（十八日）公布懲處名單。事前有媒體報導，本次捲入法官與檢察官各逾五十人，因此司法院訂下所謂「網開一面」標準，如未承審翁案，只要是與翁一起見面吃飯次數在五次以下，收襯衫在三件、補品三盒以下的，一律放過，不予調查，以免「血流成河」。

查法務部曾訂定「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有關餽贈財物，其中規定若相對人屬於偶發而無影響特定權利義務之虞時，才可以接受餽贈，且金額還受到「受贈之財物市價在新台幣五百元以下；或對本機關（構）內多數人為餽贈，其市價總額在新台幣一千元以下」之限制。另外在程序上，與其無職務上利害關係者所為之餽贈，倘若市價超過正常社交禮俗標準時，應於受贈之日起三日內，簽報其長官，必要時並知會政風機構。

姑且拉低標準，將法官、檢察官的倫理標準與一般適用公務員服務法的公務員等同視之。循此規定，法官雖沒有承審過翁案，卻收受富商襯衫者，除非是三件加起來在五百元以下，或許才可例外縱放。只是就你我常民常識判斷，富商翁茂鍾能送得出手、法官大人們又看得上眼、穿得上身的高級襯衫，絕對已逾越「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的五百、一千元標準數倍。究竟司法院「放過」標準何在？由誰決定？令人相當好奇。

前揭法務部「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乃馬政府時期於二○○八年六月上台後一手打造，已算是公務員廉政倫理很低標的規範。整個司法體制發展到今天，一方面把司法官錄取率設定在百分之一，為年輕的法律人打造極端嚴苛的進入障礙；另一方面又對手腳不乾淨、應予斷然汰除的資深法官百般呵護、寬以待己。難道這種是非逆轉的「反法律倫理」教育，是司法院層峰想跟世人傳達的訊息嗎？

刊於：自由時報/自由廣場/2021-1-18

政治犯賠償障礙：行政法院

促轉會日前預告「威權統治時期國家不法行為被害者權利回復條例草案」，規劃未來在行政院下設基金會，專責處理政治犯財產返還及權利回復。至於錢從哪裡來？則規劃擬以收歸國有的不當黨產支付。

從德國處理黨產經驗來看，二○○六年德國收回前東德獨裁政黨之不當黨產金額約十六．五億歐元，其中約九億歐元按人口比例分配予德東地區邦政府，並撥出七千五百萬歐元成立「SED獨裁政權重新評估基金會」，另每年自政府預算挹注約五百萬歐元推動下列項目：對東德統治的歷史研究、教育推廣；設置檔案館及圖書館，保存與獨裁政權有關的歷史文物；提供政治受難者及家屬心理創傷療癒及法律援助；促進國際轉型正義研究及交流。前揭促轉會以不當黨產作為財源設計，堪稱公允。

只是要注意的是，德國法院的法官們乃經「除垢」工程洗禮，與台灣不可同日而語。目前所有不當黨產回收的現實障礙，一言以蔽之，就是行政法院的若干法官。詳言之，黨產會以行政處分移轉國有的不當黨產已逾七百億元，惟綜觀四年來，不僅受處分相對人往往能獲得行政法院給予停止執行的「特殊寬厚對待」，本案審理也嚴重牛步化傾向，甚至有李玉卿等七位北高行法官提起黨產條例釋憲，而使得訴訟長期延宕，導致實際回收金額不超過兩千萬元。

即使司法院於去年八月做出釋字七九三號解釋，肯認黨產條例合憲後，行政法院若干法官作為「不當黨產回收絆腳石」角色，是否已轉變？讓人懷疑。尤其觀乎日前最高行政法院將救總列國民黨附隨組織案發回更裁，其理由空洞弔詭，為發回而發回，顯示最高行政法院若干法官，依舊蔑視轉型正義，視釋字七九三號解釋意旨為無物。

促轉條例裡，本有促轉基金設計，但因為實際回收的不當黨產過於稀少，無法支撐運作，所以行政院迄今仍不允許該基金設立。「空轉的促轉基金」作為前車之鑑，若「不當黨產回收絆腳石」持續發功，則所謂賠償「威權統治時期國家不法行為被害者」的崇高理想，終將只會是空中樓閣而已。

刊於：自由時報/自由廣場/2021-1-15

兩件針對美國國會入侵事件的不當類比

美國總統川普的支持者在本月6日下午持械硬闖國會大廈，並侵入眾院議場，試圖阻止國會議員確認拜登為下任總統。經武裝衝突後，闖入群眾旋遭驅離。這是美國國會大廈首次發生群眾因選舉相關問題大舉入侵的事件。根據稍後媒體報導，這次衝突造成5人死亡、52人被捕。美國總統當選人拜登於7日再度就該事件發表談話，並形容此為美國史上「最黑暗的其中一天」（'Dark Moment' in Nation's History）。

自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美國以世界上國力最強的自由民主國家自詡，傲視全球。2020年美國總統大選所引發的諸多負面政治動亂，看在世人眼裡，的確令人唏噓不已。只是若干借題發揮、別有所圖的不當類比與評論，也紛紛在陰暗角落滋生，混淆公眾視聽，應予明辨。

小心來自中國的紅色大外宣

首先最受人矚目者，就是批判「美式民主」不餘遺力的中國官媒與其在中國境外的附和者們。從學術角度來看，制度是中性的、不可能是完美的。美式民主本存有諸多問題；尤其又貿然移植到他國時，往往更是破綻百出。這方面學術論文可謂汗牛充棟，並不新鮮。只是要特別注意的是，在全民上網的網路時代裡，當以華文作為關鍵字於Google搜尋「美式民主」時，諸多猛烈批判的核心源頭，並非來自於學術研究，而是中國官方，並透過各種途徑大量複製傳遞，在網路華文世界裡發揮鉅大影響力。

舉例來說，針對前述國會遭闖入事件，《人民日報》評論以「千瘡百孔的美式民主更是體面盡失」形容。這句暢快漂亮的批判，筆者以Google檢索共約有 5,310 項結果，且數量持續增加中。中國官方在華文網路世界「帶風向」的恐怖實力，由此可略見端倪。至於將把2019年7月「反送中」示威者進入香港立法會事件與這次美國國會闖入事件相互類比者，源頭亦是來自中國外交部。慣於使用華文網路資源的多數台灣人，對此若不予謹慎提防，則將不自覺地一點一滴陷入名為「紅色大外宣」的心靈陷阱內，不可自拔。

比擬太陽花學運佔領議場：馬英九忘了「九月政爭」？

另一個不當類比，則來自於台灣內部。尤以前總統馬英九辦公室於本月8日主動對外發言，將美國國會遭闖入事件與2014年3月太陽花學運相互掛勾，藉此點名批判現任總統蔡英文，行政院長蘇貞昌與立法院長游錫堃對美國國會暴力事件保持靜默云云，最國人令人側目。

有一種幸福，叫做忘記。馬英九對2014年3月太陽花學運如此念念不忘，有其政治上脈絡可循。遙想2008年馬英九輕鬆勝選總統，且國民黨亦掌握國會半數席次。氣勢如日中天，一掃國民黨2000年大選首次失去政權的頹敗恥辱。2012年總統大選，又以過半得票率勝過蔡英文，且國會方面依然完全執政，執政基盤極為穩固。

2016年大選結果，國民黨失去了中央執政權、更首次失去了國會多數黨地位。箇中關鍵因素，包括馬英九在內的許多國民黨人，大概會怪罪於2014年3月的那場太陽花學運，並把這場當年突如其來的學運當作情緒宣洩、自我療癒的出口。歷史，可以說是一連串因果構成的連鎖。沒有2013年「九月政爭」，就不可能讓隔年3月的太陽花學運如此發展。一手釀成九月政爭、以致連鎖導致2016年失去執政江山的核心人物，就是馬英九自己。拿太陽花學運背黑鍋，掩飾己過，並不厚道。

詳言之，「九月政爭」的導火線緣起於立委柯建銘所涉的「全民電通案」。1997年柯建銘擔任全民電通公司總經理期間，被指控以友人支票跟全民電通換現金，涉嫌挪用全民電通1200萬元，遭到檢方以背信罪起訴。之後，法院一、二審皆認定柯建銘涉案事證明確，依違反《商業會計法》判柯建銘6月有期徒刑、得易科罰金。惟至2013年6月高等法院更一審，改認定柯建銘是向全民電通借款，並無指示或干涉作帳等不法，且至今全民電通仍握有債權並未受損，改判柯無罪。本案承辦檢察官林秀濤經研究更一審判決無罪理由後，決定未提起上訴，致令本案無罪定讞。惟2013年6月間最高法院更一審判決本案無罪後，柯建銘與王金平通話卻遭特偵組監聽。檢察總長黃世銘於2013年8月及9月間持相關通話譯文情報親赴總統府，與總統馬英九面報。其後，總統馬英九遂以特偵組違法洩密所得之監聽情資為基礎，同年9月8日於總統府召開記者會，以「侵犯司法獨立最嚴重的一件事」、「台灣民主法治發展最恥辱的一天」等語嚴厲譴責王金平，並質問「如果這不是關說，那什麼才是關說？」云云，很顯然地，是馬英九主動發動這場「國民黨籍總統VS.國民黨籍國會議長」的頭人內戰。

對於擁有調度軍警等武裝公務員的政府而言，即使重要辦公處所遭一般民眾侵入佔領，終究有辦法迅速予以排除，恢復機關秩序與運作。美國如此，台灣亦然。王金平作為當時的立法院院長，絕對有權力與實力指揮警方迅速排除攻佔國會議場的太陽花學運相關人士。只是2013年「九月政爭」的手法玩得太粗劣，馬英九錯估法律與訴訟情勢，無法藉由開除黨籍方式迅速將王金平拉下立法院院長寶座，閃電戰成了消耗戰。隔年318學運時王金平堅持不動用警察權驅離學生判斷，一方面不但為其博得了名聲，另一方面更是回敬給馬英九發動「九月政爭」的「加倍奉還」。倘若沒有2013年「九月政爭」，2014年3月學生長期佔領議場、立法院不行使警察權強制驅離的景象，恐怕難以想像。倘若沒有讓學生長期佔領國會議場，則這場學運所蓄積的能量就不可能如此鉅大，撼動國際。倘若沒有這場學運，國民黨2008年以來建構的穩定執政大好江山，也不至於崩壞至此。

「萬般有罪，罪在朕躬」。看到美國國會遭闖入事件，想起了太陽花學運的馬英九，其實最該檢討的對象不是民進黨人，而是2013年「九月政爭」時犯下的諸多誤判與過錯的自己。

刊於：思想坦克 / 2021-1-12

防國家濫權 「天網」明確法制化

武漢肺炎疫情險峻，當防疫人力與資源有限時，政府有效運用各種新興資訊與通訊科技輔助防疫措施，保障人民健康安全，本屬無可厚非之事。但台灣既然作為民主國家，也不能忘卻要透過合乎民主原則的立法程序，制定法律並授權政府依法進行防疫措施，藉此防範國家濫權。

指揮中心使用的電子防疫平台與電子圍籬，並非GPS定位系統，而係透過基地台訊號取得特定人及其手機的約略所在位置。對此，個資取得方式與使用等諸多疑義，立法院於去年（2020）4月間曾邀司法院、法務部等機關列席，就「政府以資訊國安為由採用電子監控系統並追蹤手機，是否侵犯自由人權與侵害隱私？應如何確立合理明確的法律界限？」進行專題報告。其中，司法院的觀點值得省思。

司法院首先強調，以國安為名的通訊監察公義與隱私權的權衡，「國家若採取限制手段，除應有法律依據外，限制之要件應具體、明確，不得逾越必要之範圍，所踐行之程序並應合理、正當，方符合憲法保障人民基本權利之意旨。」包括獨立、客觀行使職權的審判機關之事前審查，指的是法院核發通訊監察書。由此可見，電子監控系統之目的與程序與顯然與《通訊保障及監察法》不符。

用概括條款是便宜做法

其次，司法院列舉《傳染病防治法》第48條第1項及第58條第1項第4款、《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第7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15條及第16條等條文，為「其他採用電子監控系統並追蹤手機『可能』的法源依據」，卻也語帶保留而未正面肯定。

再者，針對外界對這些措施可能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的批判，司法院僅重申釋字第594號、617號及第690號解釋意旨，強調行政作為應有法律依據，「一般受規範者可預見，並得經由司法審查加以確認。」甚至在結論部分，則再次強調「政府機關之行政行為，如有涉及限制人身自由及隱私權時，應有法律依據，並踐行合理、正當之程序」，值得繼續討論與檢視。

即使到現在，電子圍籬尚非現行法令裡存在的專有詞彙。電子圍籬是一種由國家公權力發動的通訊監察作為，但居家隔離與檢疫追蹤顯然與《通訊保障與監察法》監察的犯罪嫌犯不同。防疫非常時期，指揮中心引用《傳染病防治法》、《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個資法》等相關條文，認為電子圍籬監控屬於有效且必要的合理方式。只是從法律解釋的角度來看，究竟《傳染病防治法》第7條、《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第7條的概括條款，能不能延伸至作為使用電子圍籬的法律依據，也不無疑問。

無可諱言地在實務上，行政機關濫用概括條款執法的事例頗多。例如有關電子煙的管制，地方衛生主管機關常以《菸害防制法》第14條「其他任何物品」作為處罰依據。但是這種援引寬鬆運用概括條款的便宜做法，時而被認為違反法律保留原則與行政罰法上的處罰法定主義，而曾遭行政法院挑戰。

一樣由概括條款衍生而來的電子圍籬監控爭議，倘若被帶上法庭，恐怕也無法迴避適法性乃至合憲性的質疑。這或許就是前述司法院報告持語帶保留立場的理由。

亦已有學者提醒，這類監控具高危險感染者（根據《傳染病防治法》第48與58條）做法，雖可有效防疫，但主管機關應盡速依照《傳染病防治法》第26條，訂定疫情監視、預警、防疫資源系統的具體實施辦法，特別是電子圍籬監控的配套措施（損失賠償、切結書、居家服務需求、期滿後個資處理方式等），在符合法治原則下謹慎使用，而不是持續以概括條款放行防疫監控而無具體規範。

電子圍籬配套法令空白

從法制層面來看，以上建議頗有見地，只是到今天為止，關於專門針對電子圍籬的明確配套法令仍屬空白，令人浩嘆。

電影《魔鬼終結者》裡的「天網」相當賅人，幾乎摧毀了人類文明。指揮中心1年來勞苦功高，在此成功基礎上，防疫跟法制化絕非彼此對立概念，唯有建構更明確、更完善的法令規範，才能讓這場險峻的防疫戰爭，走得更理直氣壯。

刊於：蘋果日報/火網評論/202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