廢監院比登天還難 超高修憲門檻讓憲法「一字不能改」

第6屆監委任期將於7月底屆滿，總統府日前公布29位監察委員提名名單，準備提請國會進行人事同意權。在2年多來朝野高度激化的政治對抗氛圍下，這個名單顯得格外悲壯。既然國會多數席次政黨已放話封殺，那麼接下來的戲碼也不難猜測：各被提名人進了國會質詢台，飽受諸多欠缺營養問題的疲勞轟炸後，不管答詢狀況如何，筆者悲觀預言最終大概全軍覆沒。第7屆監察院於今年後半年，將又再次陷入空轉狀態。

有人說，希望藉由完全封殺監委名單，來實質達到廢除監察院的目的。遺憾的是，這是罔顧政府體制與預算的幼稚主張。即便沒有29位監委上班，監察院仍有職員、聘用人員、約僱人員、工友技工、駐衛警察人員等近400多人，其薪水屬每月應支付的法定義務支出，而監察院維持營運的電費水費與網路費等，也不會因29位監委欠缺而大幅減少。換句話說，不從根本廢掉監察院而只是封殺監委名單，其結果就是打造讓400餘人領薪水卻無事可做的夢幻職場。血汗所積累的公帑被這樣虛耗，對得起納稅人嗎？

其次，提到修憲廢除監察院這件事，完全是個不切實際的空想議題。台灣人民要認清的真相是：憲法已陷入「一字不能改」的嚴重困局。詳言之，來自中國的中華民國憲法本文，從1947年施行迄今，完全不能被修改；至於從1990年代起長於臺灣的憲法增修條文，從2005年迄今也再無任何變動。回顧2005年第7次修憲結束之際，憲法學者葉俊榮曾高度評價這次修憲，聲稱2005年的修憲終究成功引領著國會改革，也強化公民參與憲政議題的機制，為臺灣建構更為宏觀的憲政秩序，也為下波憲改奠定了良好的量能云云。但也有悲觀論者如時任臺灣團結聯盟主席蘇進強，預言這次修憲案的過關將阻斷日後修憲、制憲的機會之窗。置身21年後的臺灣，無奈地驗證了當年蘇進強主席的預言才是未來世界的真實景象；所謂「下波憲改」、「憲政動能」等漂亮語彙，終究只是夢幻泡影罷了。

無庸諱言地，2005年修憲設下「有效同意票過選舉人總額之半數，即通過之」超高修憲門檻，即是憲法21年來「一字不能改」的箇中關鍵。倘若將史上得票最高紀錄保持人蔡英文總統的817萬票，與2022年18歲公民權修憲複決案需要965萬票的超高門檻相互對比，即可凸顯超剛性憲法的荒謬之處。更直白地說，即使有高如蔡英文總統817萬票的民主賦權，臺灣人民仍不足以對憲法一字一句進行任何改正。

想廢除監察院？則必須認清第7次修憲打造的超高修憲門檻條款，是釀成臺灣憲政困局的元兇。這堵高牆只要一日不推翻，所有包括廢除監察院在內的憲政倡議，終究只會是政治口水而已。

刊於：鏡報新聞網/2026-6-20

「AI習近平」不可畏 需嚴防「語料庫」污染

據報載，中國官媒新華社旗下的新華網計劃投資逾十億人民幣，打造一套權威AI系統，推廣習近平思想。此AI建立在國營新華社「權威純淨」語料庫上，協助將黨的聲音傳遞至中國社會各個層面，並為「鞏固意識形態和輿論基礎」提供支撐云云。

從中國立場而言，自二〇一四年提出「總體國家安全觀」體系以降，已建構廿個國安重點領域，包括「AI安全」。當代中國，一方面要集中全力幹大事，積極發展AI技術，俾創造領先世界的優勢。但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要緊扣「政治安全」，亦即維護中共的領導和執政地位、維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AI習近平」此刻橫空出世，並不讓人意外。

台灣經歷黨國威權體制洗禮，大部分國民已不會再將政治人物的言論奉為聖典膜拜，「AI習近平」對台灣影響力實則甚微。真正值得擔憂的，反而是追問我國日常使用的諸多跨國性大型AI服務，有無遭受來自中國不良影響？

承前所述，中國特別強調「AI安全」，所有AI技術發展都要在這個前提下，被嚴格的控制。跨國性大型AI相關產品服務，當然也脫離不了在「總體國家安全觀」體系下被監管。換句話說，對跨國性大型AI服務提供者而言，要瞄準中國廣大市場，其代價就是配合中國法遵。任何AI產品或服務，只要對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執政地位造成風險、抑或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有破壞之虞，就可能被中國當局列為鐵拳打擊的對象。

「AI習近平」不足畏，該注意的反而是跨國性大型AI服務提供者為了中國市場利益所做的隱誨「調整」、甚至投其所好而將中國大量的政治思想與觀點吞入語料庫內，並清洗與排除其他不同觀點。這種難以察覺的語料庫污染（Corpus Contamination），一旦日積月累、點滴滲透人心，對台灣民主憲政秩序而言，恐將帶來災難性破壞。期盼中央相關主管機關應提高警覺、嚴密關注為是。

刊於：自由時報/自由廣場/2026-6-13

高雄國小教師之死──校園濫訴的制度缺陷

 近日，高雄市四維國小發生教師墜樓身亡事件，引發輿論探討到校園濫訴問題。事實上，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除校園以外，公私部門職場與法院，諸多有關以「性別平等」、「霸凌」為藉口的濫訴案件，已是長年積累、苦無解方的老問題。

就設計體制而言，為保障申訴人權利，一旦號稱被性騷擾、霸凌者提出檢舉案，縱使因程序不受理或無理由遭實體駁回，也不會受到法律上不利益對待。檢舉提出成本低廉，加上失敗也不用負責，原則上沒有誣告罪問題，「申訴制度飛彈化」現象於是生焉。換句話說，原本是利益良善的權利保護與救濟機制，有時卻遭到惡用，成了恣意攻擊、毀滅他人的法律飛彈。

從被檢舉人的視角來看，一旦程序啟動，就陷入了一連串根據性騷擾防治法、性別平等教育法、公務員保障法、職業安全法等法律所規定的種種調查與答辯狀態。倘若第一線操作認定性騷擾、霸凌制度的相關人員係由受過科班法律專業訓練，瞭解訴訟法證據法則與舉證責任原理之專業人士擔任，或許還有可能適時攔截濫訴飛彈的攻擊，還無辜者清白。但無奈的是，諸多職場上性騷擾、霸凌案的調查與操作，因為制度設計缺漏，導致法律專業有可能完全摒除在外。

根據教育部訂定的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遣辦法，其中第9條規定有關學校接獲檢舉後，係由調查人才庫人員1人加上教師代表、家長代表組成會議，以無記名投票表決，過半數同意認定檢舉事件受理與否。魔鬼就在細節裡，在這個程序裡參與案件應否受理案件之人，很多現實狀況是沒有任何人具有科班法律專業，而是依賴素樸的「感覺」來判斷檢舉案件有無具體內容？應否展開後續調查？退步而言，縱使調查程序裡面有法律專業人士參與，但是在無記名投票表決下，非專業主導的可能性大增。於是乎在把關不嚴、檢舉案件寬鬆成案的時代氛圍下，攔截濫訴飛彈的防禦系統，事實上經常處於功能麻痺狀態。

法律絕非萬能。但性平、霸凌事實之調查與認定，為何法律專業至關重要？以性平案、霸凌案所共通涉及的侵害行為認定來說，基本上調查者要有清晰概念，先界定誰是被行為人、被指控的行為人又是誰。倘若檢舉人指控的是有人遭霸凌、但自己卻非被行為人，只是宣稱看到或聽到而已。此時該調查案件即應以不受理終結。至於更周到的處理，則是另外開啟新程序，詢問在前檢舉案所稱的被行為人，是否果真遭受霸凌侵害。

其次，就調查侵害行為部分而言，由於現階段時光機尚未發明成功，任何侵害行為的具體事實都要扣在證據法則之上。究竟有無具有說服力的人證、物證可以支撐行為人的霸凌行為確實存在？人事時地為何？案件受理前應詳予釐清才是。

遺憾的是，晚近筆者發現有機關略過以證據為基礎的霸凌行為調查，離譜地逕以非法律手段的「匿名問卷調查」與分析，作為認定霸凌成案與否的重要依據。匿名指控猶如匿蹤飛彈，被檢舉人根本無從藉由跟自稱遭性平或霸凌的被行為人進行交互對質，釐清事實。這種逸脫法律專業的事實認定歪風一旦放任蔓延，筆者悲觀預言，濫訴案件只會繼續增生。

刊於：鏡報新聞網/2026-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