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以下分別節錄自6月29日中國時報及6月22日聯合晚報兩篇有關少子化的報導：
以下分別節錄自6月29日中國時報及6月22日聯合晚報兩篇有關少子化的報導：
南縣98學年度小一學生首度跌破萬人，99學年度情況更慘，小一新生僅剩8,594人，剛畢業的小六應屆畢業生1萬2,336人，兩相比較之下，國小學生少了300多人…國小學生愈來愈少，半數以上國小更成為名副其實的「小」學…
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執行長陳振遠表示，因為少子化危機，很多大學已凍結師資…最嚴重的是未來生源不足…民國105年入學的大一新生(民國87年出生)，比104年入學的大一新生，出生人口數驟減5萬5,000人…因此大部分學校已開始凍結師資，不再增聘教師…
上述報導，在報紙上常出現的版面大概為教育或地方新聞。與全球暖化一樣，少子化乃長期性課題，對於追求一時性、刺激性的新聞媒體而言，固難受青睞。然而對於以參與政治、以和平手段奪取政權為目的之政黨而言，在短線操作、輕忽長期政策遠見下，也常容易忽略此課題。姑且拋開政治意識型態對立毋論，倘若台灣政權獨立、自主且永續運營乃國民的最大公約數共識的話，則對此課題的嚴重性，當有認真對待的迫切需要。
少子化對憲政運營的衝擊 — 從財政角度而論
國家以永續存在為目的，國政亦須在安定的財源支持下永續經營，而其財政上的前提要件，厥在財政健全。在「租稅國原則」下，政府收入應以強制徵收的租稅為主，由納稅人依據能力而共同負擔。換言之，資本主義國家型態的「租稅國家」，有別於「所有權者國家」（如封建王國）與「企業者國家」（如中東產油國），國家收入主要依賴租稅得到滿足，而非國有財產收入或國營企業收入；至於其他非稅手段，僅在特殊之正當理由時，使得許可，租稅成為國家權力的重要基礎。基此，租稅為國家財源之主要基礎，在諸多態樣的租稅裡，所得稅，特別是個人的綜合所得稅，毋寧又係其中相當關鍵的收入來源。個人所得稅收入之多寡，簡單來說，乃取決於納稅義務人數與稅率兩項基本指標。在議會民主政治下，稅率調升實非易事，對資本家課徵高額稅金又有經濟產業發展現實上的難處，是以經常性維持相當規模人口之納稅義務人，乃國家穩定獲取財源之擔保。
少子化，抑或高齡少子化現象對於財政運營最大的威脅，可從歲入與歲入兩方面考察：首先在歲入部分，少子化意味著未來勞動人口減少，亦即未來能負擔國家財政支出的納稅義務人減少，除非國家開闢其他新興財源，否則意味著財政收入將隨之減少；其次在歲出部分，高齡化意味著需要仰賴國家資源扶助照護的老年人增加，亦即各種福利支出項目將隨之擴大。一消一長間，國家財政健全運營上所產生的收支失衡破綻，由此昭然可見。
當然，或有論者可能會指出高齡少子化乃國際普遍趨勢，上述論點或許將招致危言聳聽的指摘。然而必須提醒的是，在全球少子化趨勢中，台灣的少子化程度「表現異常驚人」。根據行政院主計處2008年7月出版的《社會指標統計年報》所載，聯合國統計1960-1965年全球育齡婦女生育率（指假設一世代的15-49歲育齡婦女按照目前的年齡別生育水準，一生所生育的嬰兒數）5.0人，2000-2005年降至2.7人，估計2010-2015 年將降至2.5人。2000-2005 年已開發國家生育率1.6人，未開發國家為5.0人。觀察主要國家變化情形，美國1960-1965 年生育率3.3人，1980-1985 年降為1.8 人，1990-1995年以後穩定維持為2.0人；日本1960、1970年代即徘徊於人口替代水準，此後緩慢下降，2000-2005年降至1.3人，並呈持穩狀況；南韓1960-1965 年5.6人，驟降至2000-2005 年1.2人。反觀台灣，育齡婦女總生育率於1985年降至2人以下，至1997年尚維持在1.8人左右，近年則急遽下滑，至2007年僅1.1人而已（而其中新移民父母比例的攀升，又是另一重要課題）。至於高齡化趨勢，台灣也不遑多讓，在同資料內內政部曾以老年人口占總人口比率14%作為高齡社會門檻，估計10年內台灣將從高齡化社會邁入高齡社會，前後差距只有25年左右。歐美先進國家的老人化過程則長達50年至100年，顯示台灣因應人口老化的時間相當短。
目前少子化現象在教育界的衝擊與警訊，毋寧只是台灣人口大衝擊進行曲的序章而已。面對如海嘯般席捲而來的高齡少子化危機，倘若政府刻意消極放任此趨勢發展，而不考慮採取積極強勢作為來力挽狂瀾，則對於主張台灣獨立論者而言，中國根本無庸浪費一兵一卒，等到十餘年後台灣因少子高齡化情形嚴重，政府財政運營破產，屆時再挾龐大資金從容併購即可。即便對支持兩岸維持現狀，和平共存論者而言，政權的尊嚴與發展實乃建構於財政健全礎石上，倘若台灣因人口結構轉變導致財政失衡，進而喪失財政穩健、獨立運營的能力，到時僅能仰賴他人「讓利」為生，則奢望自由民主環境不受金主干擾，猶如緣木求魚。
政府施政不彰之診斷與對策
台灣學界有關少子化的文獻探討，早有相當豐富之成果，而諸多委託研究計畫乃至於公務員出國考察報告等文獻，也時而提供政府若干解消此課題之具體對策。惟台灣少子化現象現實上不但未獲抒解，反而越演越烈之趨勢，箇中原因，筆者認為關於少子化對策規劃的良莠還是其次，最主要的關鍵當繫於缺乏妥善的執行者。按在中央政府體制裡，負責擔當人口政策的主政機關乃內政部，惟內政部乃「天下第一部」，雖預算資源豐富但掌管業務亦隨之龐雜，與諸多短期急迫施政項目相互競爭過程裡，性質上有賴長期龐大資源投入、整合各部會分歧立場，方能順利遂行的少子化政策，很容易變成被犧牲掩沒的項目。日前內政部人口政策委員會決定耗資百萬，公開徵求鼓勵生育口號乙事廣遭各界訕笑，惟若以「責人之心責己」，假設今日民進黨仍繼續執政，在內政部資源、層級侷限下，又能提出什麼比馬政府更高明可行的少子化對策，頗值懷疑。此一政府機關構造上欠缺不早日謀求解決，則不管將如何完美的少子化對策交到內政部手上，最後也只會落得七折八扣、零零落落的下場而已。
總之，主政機關層級不足導致施政力道不足，實乃少子化施政長期成效不彰的主因。無論是在朝或在野，倘若認為台灣少子化課題有嚴肅對待並立即採取行動之必要者，則政策上首要之務，當可仿效日本作法，至少在行政院層級設置專門擔當少子化政策釐定、協調統合與推進執行的少子化政務委員，俾打破行政本位主義下機關各行其是、立場相互衝突之弊端。另外在台灣二元民主制度構造下，倘若能於總統府層級，將少子化課題列為攸關國家安全大政方針的規格加以對待，則當更能大幅提昇政策推動之力道。平心而論，這種作法雖不能立即扭轉少子化趨勢，但至少能發揮相當程度的宣示性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