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者在看這篇文章時，不妨同時用另一視窗打開GOOGLE MAP，欣賞一下中正紀念堂所佔的面積有多遼闊。在日治時期，這塊地當時屬「旭町」，西側由「台灣山砲隊」使用，東側由「步兵第一聯隊」使用，是個軍事要地。進入中華民國只剩台澎金馬時代後，軍隊順勢接收了日軍的營房和設備，這裡也就成為聯勤總部與陸軍總司令部所在地的軍事用地。
其後，由於台北市工商繁榮，然而具有歷史性之城中區、龍山區及延平區已發展至飽和點，於是財政部、交通部、國防部及台北市政府等單位共同籌組「營邊段可行性研究小組」，並於1974年6月決議在台北市信義路「營邊段」共投資150億元來建設62畝的現代化商業中心，包括辦公大樓、國際觀光旅館、百貨商場以及會議廳、世界貿易中心等。更簡單地說，在政府最早的規劃藍圖裡，信義計畫區應該是座落在信義路頭，而非現在的信義路底。
計畫趕不上變化。台北市第二商業區計畫因1975年4月5日蔣介石逝世而告吹。根據當時官方說法，行政院「接受各界建議」 與治喪大會的決議，決定在台北市興建中正紀念堂以茲紀念。因此於同年5月15日頒訂《紀念總統蔣公有關事項》7點，經中國國民黨中央常會通過後，旋即由行政院於第1424次行政院會議核定。其中上開事項第2點明確寫道：由政府統籌於台北市興建一座「中正紀念堂」，所需經費除由政府撥款外，可接受各界自由樂捐，其他各地不必分別另建。為迅即籌劃進行興建，同年6月26日行政院第1430次會議通過設置中正紀念堂籌建小組，由俞國華、林金生、蔣彥士、高魁元、趙聚鈺、費驊、賴名湯、謝東閔、蔡鴻文、周宏濤、秦孝儀、張豐緒、林挺生、辜振甫、徐有庠及王永慶等16人組成，俞國華為召集人，開始負責策劃及辦理建堂事宜。
打造領袖的個人崇拜，是維繫威權體制運作的重要支柱。今日北韓、昔日台灣，都是這副德行。民族救星、世界偉人蔣介石逝世，「蔣公精神」遂成為凝聚民心，共同反共復國的力量，因此當時不論政府官員或民眾，紛紛發表了許多激勵人心、可歌可泣的文章，政府也制訂了許多誌哀辦法，諸如：全國軍公教人員應綴配章1個月；全國各部隊、機關、學校、軍艦及駐外使館等下半旗誌哀30日；全國各娛樂場所，應停止娛樂1個月等。教育部更積極推出五花八門的蔣公紀念作為。例如：民族掃墓節、蔣公紀念歌、銅像、遺像、將蔣介石豐功偉蹟編為課材等，1973年生的筆者，當年就是誦念蔣公看小魚逆流而上故事的那代人。
為了建堂，政府很阿沙力地犧牲了台北市第二商業區計畫用地，至於龐大的建築費用，除了來自國庫以外，全國各機關、團體、學校及個人對建堂的捐獻也顯得異常踴躍。在機關部分，如：國民大會全體代表合捐130餘萬元；立法院全體委職員工共捐獻47萬元；交通部暨所屬郵政、電信、招商、民航、氣象、觀光以及高速公路與運輸計劃委員會、交通研究所等機關員工，捐獻567萬餘元；台灣鐵路管理局全體員工總計捐獻245萬元；中國石油公司員工捐獻250萬元；台北市警察局共捐獻50萬餘元。
至於民間部分也相當可觀，如：台灣水泥公司董事長辜振甫捐獻的500萬元；裕隆汽車公司及台元紡織公司董事長嚴慶齡、吳舜文夫婦捐獻200萬元給中國國民黨台北市黨部作為「恭鑄故總統蔣公銅像或籌建其他紀念性建築費用」；台灣省青果運銷合作社捐獻200萬元；甚至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及黨營事業全體員工暨所屬經濟事業也捐獻高達1,266萬元。
總的來說，從1976年的動土到1980年的完工，期間不到4年光景，建堂，可以說是高於一切的國家建設。值得注意的時間點是，1978年5月蔣經國子承父業接任總統。這個集合官民龐大財力資源堆砌的巨型建物，雖然裡面沒有安置靈櫬真身，卻也可看成是蔣經國為了紀念其父親、以及埋葬對其父親的愛恨情仇所建設的陵墓。
蔣中正的曾孫蔣友柏於2007年底曾接受BBC專訪，表示：「台北中正紀念堂裡的銅像是全世界僅次於莫斯科列寧銅像的第二大銅像，而且我曾祖父過世後遺體由民眾排隊瞻仰數日數夜，全世界有這種待遇的，好像只有蘇聯的列寧、中國的毛澤東和北韓的金日成。我實在不知道國民黨把我曾祖父當成他們的圖騰，然後與列寧、毛澤東和金日成相比，這樣對他們有什麼好處」，並認為「中正紀念堂是錯的」，「在領袖死後立銅像建紀念館，不是甚麼光榮的事」。
如此氣度，令人佩服。與馬英九日前主張蔣介石「有一個紀念堂應不為過」的發言相較，格局高下立判。試問：全世界民主國家有那一個總統紀念堂，能在衛星地圖上如此龐大而清晰？又試問：全世界民主國家有那一個總統紀念堂，能耗費如此鉅額的官民資源？
要紀念兩蔣，其實桃園市早有兩蔣文化園區存在，不僅每年耗費數千萬公帑營運，而且還有靈櫬真身。筆者認為，或許不妨可思考將兩蔣文化園區正式正名為中正紀念堂。這個嶄新的「2.0版的中正紀念堂」不僅符合馬英九「有一個紀念堂應不為過」願望，可讓海內外支持者與觀光客繼續從事瞻仰朝拜等活動，更可使得以中國客為首的觀光客往南移動，促進大桃園地區觀光效益。至於在台北市中心釋出的寬闊廣場與龐大建築，無論是打造成為21世紀的「新‧信義計畫區」，抑或進行其他更有創意的空間再轉型，都將是更妥適的選項。如此作法，堪稱一舉兩得、兩全其美之策，值得層峰好好思量。
其後，由於台北市工商繁榮，然而具有歷史性之城中區、龍山區及延平區已發展至飽和點，於是財政部、交通部、國防部及台北市政府等單位共同籌組「營邊段可行性研究小組」，並於1974年6月決議在台北市信義路「營邊段」共投資150億元來建設62畝的現代化商業中心，包括辦公大樓、國際觀光旅館、百貨商場以及會議廳、世界貿易中心等。更簡單地說，在政府最早的規劃藍圖裡，信義計畫區應該是座落在信義路頭，而非現在的信義路底。
計畫趕不上變化。台北市第二商業區計畫因1975年4月5日蔣介石逝世而告吹。根據當時官方說法，行政院「接受各界建議」 與治喪大會的決議，決定在台北市興建中正紀念堂以茲紀念。因此於同年5月15日頒訂《紀念總統蔣公有關事項》7點，經中國國民黨中央常會通過後，旋即由行政院於第1424次行政院會議核定。其中上開事項第2點明確寫道：由政府統籌於台北市興建一座「中正紀念堂」，所需經費除由政府撥款外，可接受各界自由樂捐，其他各地不必分別另建。為迅即籌劃進行興建，同年6月26日行政院第1430次會議通過設置中正紀念堂籌建小組，由俞國華、林金生、蔣彥士、高魁元、趙聚鈺、費驊、賴名湯、謝東閔、蔡鴻文、周宏濤、秦孝儀、張豐緒、林挺生、辜振甫、徐有庠及王永慶等16人組成，俞國華為召集人，開始負責策劃及辦理建堂事宜。
打造領袖的個人崇拜，是維繫威權體制運作的重要支柱。今日北韓、昔日台灣，都是這副德行。民族救星、世界偉人蔣介石逝世，「蔣公精神」遂成為凝聚民心，共同反共復國的力量，因此當時不論政府官員或民眾，紛紛發表了許多激勵人心、可歌可泣的文章，政府也制訂了許多誌哀辦法，諸如：全國軍公教人員應綴配章1個月；全國各部隊、機關、學校、軍艦及駐外使館等下半旗誌哀30日；全國各娛樂場所，應停止娛樂1個月等。教育部更積極推出五花八門的蔣公紀念作為。例如：民族掃墓節、蔣公紀念歌、銅像、遺像、將蔣介石豐功偉蹟編為課材等，1973年生的筆者，當年就是誦念蔣公看小魚逆流而上故事的那代人。
為了建堂，政府很阿沙力地犧牲了台北市第二商業區計畫用地，至於龐大的建築費用，除了來自國庫以外，全國各機關、團體、學校及個人對建堂的捐獻也顯得異常踴躍。在機關部分，如：國民大會全體代表合捐130餘萬元；立法院全體委職員工共捐獻47萬元；交通部暨所屬郵政、電信、招商、民航、氣象、觀光以及高速公路與運輸計劃委員會、交通研究所等機關員工，捐獻567萬餘元；台灣鐵路管理局全體員工總計捐獻245萬元；中國石油公司員工捐獻250萬元；台北市警察局共捐獻50萬餘元。
至於民間部分也相當可觀，如：台灣水泥公司董事長辜振甫捐獻的500萬元；裕隆汽車公司及台元紡織公司董事長嚴慶齡、吳舜文夫婦捐獻200萬元給中國國民黨台北市黨部作為「恭鑄故總統蔣公銅像或籌建其他紀念性建築費用」；台灣省青果運銷合作社捐獻200萬元；甚至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及黨營事業全體員工暨所屬經濟事業也捐獻高達1,266萬元。
總的來說，從1976年的動土到1980年的完工，期間不到4年光景，建堂，可以說是高於一切的國家建設。值得注意的時間點是，1978年5月蔣經國子承父業接任總統。這個集合官民龐大財力資源堆砌的巨型建物，雖然裡面沒有安置靈櫬真身，卻也可看成是蔣經國為了紀念其父親、以及埋葬對其父親的愛恨情仇所建設的陵墓。
蔣中正的曾孫蔣友柏於2007年底曾接受BBC專訪，表示：「台北中正紀念堂裡的銅像是全世界僅次於莫斯科列寧銅像的第二大銅像，而且我曾祖父過世後遺體由民眾排隊瞻仰數日數夜，全世界有這種待遇的，好像只有蘇聯的列寧、中國的毛澤東和北韓的金日成。我實在不知道國民黨把我曾祖父當成他們的圖騰，然後與列寧、毛澤東和金日成相比，這樣對他們有什麼好處」，並認為「中正紀念堂是錯的」，「在領袖死後立銅像建紀念館，不是甚麼光榮的事」。
如此氣度，令人佩服。與馬英九日前主張蔣介石「有一個紀念堂應不為過」的發言相較，格局高下立判。試問：全世界民主國家有那一個總統紀念堂，能在衛星地圖上如此龐大而清晰？又試問：全世界民主國家有那一個總統紀念堂，能耗費如此鉅額的官民資源？
要紀念兩蔣，其實桃園市早有兩蔣文化園區存在，不僅每年耗費數千萬公帑營運，而且還有靈櫬真身。筆者認為，或許不妨可思考將兩蔣文化園區正式正名為中正紀念堂。這個嶄新的「2.0版的中正紀念堂」不僅符合馬英九「有一個紀念堂應不為過」願望，可讓海內外支持者與觀光客繼續從事瞻仰朝拜等活動，更可使得以中國客為首的觀光客往南移動，促進大桃園地區觀光效益。至於在台北市中心釋出的寬闊廣場與龐大建築，無論是打造成為21世紀的「新‧信義計畫區」，抑或進行其他更有創意的空間再轉型，都將是更妥適的選項。如此作法，堪稱一舉兩得、兩全其美之策，值得層峰好好思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