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應在高等教育資源分布上，根據徐宗成先生二○一二年〈台灣教育資源的南北差異〉一文調查，以濁水溪作為南北分界線，北方九個縣市共計有九十四所大專院校，佔全台灣大專院校比率近六成，學生人數與專任教師比例則為六成三。南方八個縣市則只有六十所大專院校，佔全台灣大專院校比率約三成六；學生人數佔全台灣學生比率為三成三，專任教師人數比率則為三成六。台灣南部縣市不論是學校數、學生數以及最重要的專任教師人數上，都遠少於北部縣市。
至於有關教育經費分配，亦呈現北部一極發展趨勢。據統計，新竹以北的教學資源占七成，新竹以南僅佔三成。雖然二○一一年在「頂大計畫」加持下，成功大學獲得十六億元補助，排名全國第二名，頗為風光。然而就本質而言，相關專案與預算終究是非常態支出，一旦回歸既有齊頭式平等的數人頭分佈模式，南北教育資源分布不均情況依舊，未來恐怕只會持續惡化。明年上台的新政府究竟要如何翻轉高教資源不均偏差，藉此平衡區域發展，令人懷抱高度期待。
附帶值得注意的是，南北學者參與中央決策機會的不均。詳言之，由於各中央機關與研究機構多以台北都會圈為所在地，諸多會議若要邀請學者表示意見，受限於機關預算、資源與交通往返等因素，邀請機關單位往往偏好以不需多餘支出交通費、時間容易配合、研究人才充沛的北部專家學者優先，從而南部學者容易被排除於邀請名單之列。退步而言，縱令邀請機關單位有意邀請南部學者出席且全額支付交通費用，然而在政府機關出席費不僅十餘年來長期僵硬，且路途時間耗費成本亦無法忠實反應。以府城台南為例，即便搭乘高鐵，參加台北一場兩個小時會議仍要耗費超過半天的時間，出席會議實際處於經濟上「倒貼虧損」狀態。在比較利益法則下，自然大幅削弱南部專家學者提供專業意見的動機。此種現象經年累月堆積下，導致國家重大政治、經濟、乃至教育重要大小決策長期由北部專家意見為參考依據，拉大南北差距。這一點，也當值得新政府一併關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