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18年7月臺北地檢署以賤賣中視、中影、中廣股權以及舊黨部大樓，損害中國國民黨及中投公司利益，將該前主席馬英九、前中投董事長張哲琛、總經理汪海清等人起訴的時點起算，經3年又3個多月漫長審理，臺北地方法院一審判決才終於問世。按此步調，經檢方不服上訴高等法院後，下個判決可能要到2024年至2025年間才能出爐，屆時馬英九前主席近75歲，已屬高壽。案件若去最高法院再走一遭，則定讞之日將又後延。三中案莫約發生於2005年底，法院審判牛步如此，撇開判決結果有罪無罪毋論，對被告、證人、關係人、法官乃至於整個社會大眾，都是影響身心甚鉅的折磨。聯電榮譽董事長曹興誠曾以「司法絞肉機」形容此現象，頗為傳神貼切。
三中案一審刑事判決（台北地方法院107年度金重訴字第12號）案情複雜。近日已有諸多法界人士從不同角度予以剖析，本文不擬贅論。值得注意的是，以扣除法來說，除了舊黨部大樓交易案外，其餘部分的基礎事實都涉及中國國民黨所擁有的黨營事業，從台北地方法院刑事第16庭胡宗淦、林呈樵、林幸怡三位法官作出的判決（新聞稿）裡，幾個片段事實，饒富興味。
判決書裡提到「黨營事業雖屬社團法人中國國民黨（下稱國民黨）財產…」等語，的確，在這些「數十億來數十億去」天文數字背後，其行為本質就是中國國民黨擁有中投、光華等投資公司，從而進行這些複雜交錯的股權買賣行為。至於判決書裡「政黨旨在謀取國家統治權，與一般利益團體所追求目標不同…」等語，更能感受到胡宗淦等三位法官用詞短潔卻精妙深邃，令人拍案。詳言之，中國國民黨做為我國唯一擁有黨營事業的政黨，其存在對黨的貢獻是鉅大的。黨營事業的操作，時而可循企業模式一樣逐利，時而卻可為了謀求統治權目標，而進行其他不怎麼符合商業常規的操作。
根據1993年9月19日《經濟日報》〈國民黨黨營事業資產逾9千億元〉報導，時任黨中央投資公司總經理劉維琪指出，國民黨黨營事業40餘年來營運累積9,639億餘元的總資產，截至1993年2月底，國民黨共投資七家控股公司，轉投資各事業計有94家。其中包括金融、石化、電機、水泥、電子、瓦斯、鋼鐵、建築、租賃、製藥、環保、橡膠、資訊、貿易、紡織、投資、紙業、文化、傳播等。若以持股比例區分，持股比例超過50％以上者24家，50％以下20％以上者36家，20％以下者34家。又國民黨7家控股公司的帳面淨值，截至1993年2月底只有200餘億元，但運用舉債融資，對94家事業投資405億餘元，約佔此94家事業淨值的1/6。而此94家事業也透過舉債融資而擁有約9,639億餘元的資產，這是黨營或黨資事業40餘年營運的累積云云。
黨營事業浩大深邃，非本短稿能處理。只是要特別強調的是，即使黨營事業採商業模式逐利，「黨的公司」地位隆崇，也非一般民間企業可以比擬。舉例來說，中興電工在蔣孝勇時代，軍方許多標案大抵由中興電工得標，再由中興電工再轉給下包，獲利豐厚。相同劇本也發生在軍方的產物保險，大都由黨營的中央產物保險公司包攬。類似案例多如恆河之沙，不可勝數。至於看似「非逐利」的黨中央決策，如黨營中廣最终花落趙氏，倘若不去試圖理解黨內那些長久以來內外省藉、主流非主流的歷史恩怨纠葛，法官的法學素養再高，恐難真正地發理真實。
記得1997年9月9日，立委林郁方於立法院第3屆第4期第1次會議，就國民黨黨產規模與黨營事業等問題，曾向行政院長蕭萬長等提出質詢。當時立委林郁方直指「..當國民黨利用長期執政之便，大肆擴展黨營事業，與爭利的時候，政府如何能夠建立一套公平的遊戲規則，讓人民及公司可以合法地追求利潤？而在國民黨無所不在的情況之下，即使建立了這套公平的遊戲規則，又如何能保證這套規則能夠確實執行？..」等語。這段質詢雖都過了24年，林郁方委員當年勇敢批判黨營事業的浩然正氣，迄今仍讓人感佩。
歷近30年時空遞嬗，尤其進入21世紀後，黨營事業規模雖如北極冰山般急遽崩解消逝，所謂7大控股公司如今也整併剩下中投與光華投資2家，但角色仍然相當吃重。從該黨2016年度收支餘絀表來看，「財產信託管理收入」佔全體收入近65％，其次是跟國庫領取的政黨補助金19％，至於黨費跟政治獻金，合計僅約16％而已。至於在2019年度的收支餘絀表裡，黨費、政治獻金、政黨補助金有明顯提升，等合計約佔44％，而「財產信託管理收入」則降至約47％，只是這部分收入因不當黨產條例影響下，無法再由黨隨意支配運用。不過話說回來，在黨營事業無法繼續供輸財源下，中國國民黨在收入面越來越趨近於《政黨法》第19條（一、黨費。二、依法收受之政治獻金。三、政黨補助金。四、政黨為宣揚理念或從事活動宣傳所為之出版品、宣傳品銷售或其權利授與、讓與所得之收入。五、其他依本法規定所得之收入。六、由前五款經費及收入所生之孳息）精神，也值得嘉許。
再回到三中案，涉案被告們究竟有無犯罪？遭判刑幾年幾個月？這或是參與本案的審檢辯三方法律人的爭論重點。但站在學術角度，黨國資本主義下，黨營事業的營運模式為何？在看似「非常規」的諸多營運決策裡，如何探索並掌控箇中充滿政治與歷史機鋒的因素？這些問題彌足珍貴有趣，尚待日後學界進行更深入的研究與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