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6-20

給「報復式罷免」玩家的入門指南

關於罷免,原本以為隨著本月6日高雄市長韓國瑜遭93萬票罷免事件後,會在迅速滾動的新聞洪流裡消逝。豈料部分支持韓國瑜前市長的人士揚言發起所謂「報復性罷免」或「複製式罷免」。

根據報載被點名鎖定的民意代表包括:高雄市議員黃捷、桃園市議員王浩宇、台北市議員梁文傑,立委陳柏惟…等,且名單持續擴增中。無獨有偶,本月13日《聯合報》隆重地以社論〈大罷免潮來了,法制歪斜要如何解?〉評述,該文並稱「姑不論罷免是否能成功,但這場『罷韓』之役,已掀起一波『大罷免潮』,對台灣民主和政治運作將產生重大衝擊」云云,一副「山雨欲來風滿樓」姿態。只是,若一併觀察同日韓國瑜前市長支持者於總統府前凱達格蘭大道上所舉辦的那場「庶民上凱道活動」。當天人潮稀疏零落的寂寥景象,令人搖頭嘆息。

想要捲動這股《聯合報》社論所稱的「大罷免潮」,坦白說是一項極為艱鉅的政治活動。有若干關鍵入門重點,當予精確理解。茲彙整如下,俾供有志於推動「報復式罷免」的各界玩家參考:

一、注意政治行事曆

公職人員選舉,乃當前台灣政治行事曆上最重要的民主活動,分為中央層級的總統與立委選舉,以及地方層級的地方公職人員與民意代表選舉。經過近幾年的選舉整併後,漸漸形成了每隔2年就有一次大選的台灣民主慣習。2020年總統與立委選舉甫於1月11日落幕;至於下次的大選,則為2022年11月底的地方選舉。要推動「報復式罷免」,切忌漫無目的地亂槍打鳥,到底要鎖定罷免地方民代還是立委?必須要預先有個明確的抉擇。

詳言之,若係針對地方民代,在時程上越靠近地方大選,推動罷免的必要性就越低。以前述遭點名的黃捷、王浩宇、梁文傑等直轄市議員來說,若從這個月起立馬展開罷免連署工程,即使各階段連署都能順利成就,到了真正進行罷免投票那一天,也要拖到莫約5、6個月以後,換言之,時程已經進入2021年了。冷靜地試想: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於2021年初試圖讓任期於2022年底將屆滿的民意代表提早畢業,究竟有何意義?其實,若真的如此嫌惡特定民意代表,只要在2022年11月底地方大選,把資源與選票挹注給同選區的其他參選人,即為最省時省力的作法。

接著,再來分析針對立委發動「報復式罷免」部分。承上所述,由於2020年立委選舉甫於1月11日落幕,第10屆立委任期至2024年1月。根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75條規定,只要就職超過1年,原選舉區選舉人即得向選舉委員會提出罷免案。想要罷免任何立委,若從此時此刻開始醞釀,只要到明年1月,就可正式啟動。若一切連署順利進行,則最快到了明年年中,就可成就罷免任務,讓立委提早2年多畢業。

總的來說,相較於罷免任期已漸接近尾聲的直轄市議員,現時鎖定立委進行「報復式罷免」,顯然較有實益。

二、慎選罷免對象

選舉跟罷免常被放在一起相提並論,可惜在法律構造上,差異甚大。就選舉來說,不管是中央或地方選舉,只要在全選區裡拿到相對多數票便能當選,不問參與投票人數多寡,並無門檻問題。但就罷免而論,為了避免罷免浮濫導致政治過於動盪,設有各種門檻乃罷免制度的「標準配備」。具體而言其中最大的門檻,就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0條規定,罷免案投票結果,有效同意票數多於不同意票數,且同意票數達原選舉區選舉人總數1/4以上,即為通過。

於此,有志於推動「報復式罷免」玩家該特別注意的是:一個受民意託付當選的公職人員,在任期內要做到讓原選舉區選舉人總數1/4以上選民願意放下手邊工作,出門投下罷免票,在民主政治上此為頗為特殊的極端情況。詳言之,韓國瑜前市長作為一「非典型」政治人物,儘管公眾形象不佳、發言亦欠內涵,令人難以恭維。但有高雄市政府的常任文官體系作為後盾基盤,市政運作也不至於淪落到完全停頓的地步。

2018年11月24日以89萬餘票、15萬票差距擊敗陳其邁的高雄市前市長韓國瑜,若非背棄朱元璋「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的開國三策,於第一個市長任期內就大膽躁進拋棄高雄選民而直攻總統,怎可能會落得今日總統市長雙輸的難堪困境?換言之,6月6日罷韓成功,與其說是譴責其施政不力,用選票制裁落跑市長,才是箇中關鍵。

韓國瑜前市長所招惹的嫌惡值相當、相當高。在近年政壇上絕對堪稱傳奇。「報復式罷免」玩家想要複製此模式,首先也要找到能如此這般惹人厭的民意代表,方能大願成就。只是放眼當今政壇,要尋覓一位能如此善於持續性招惹眾怒的民選公職人員或民意代表,並不是件太容易的差事。即便是頗具類似潛質的台北市市長柯文哲,也不敢於2019年9月17日總統登記截止前直衝中選會,尚存一絲政治理智。總之,沒有好的罷免對象,就不可能捲動「大罷免潮」。建議最近熱衷「報復式罷免」人士,應該妥善慎選罷免對象。備多力分,紮營太散,呼應不靈,焉能戰?

2020-06-10

給下一位高雄市長的忠告

為了反制罷韓,日前高雄市長韓國瑜的支持者們據稱「自發性」地購買室內各公車站牌廣告空間,刊登韓國瑜擔任市長的種種政績美談。其中一幅刊登張韓市長於下水道視察清淤英姿,並讚揚有清廉好市長韓國瑜「高雄不淹水」的廣告,最近尤其備受關注。

廣域直轄市「不淹水」,只是畫虎濫

如所周知,受到梅雨滯留鋒面及西南氣流影響,大量且連續的大雨乃至爆雨,讓南臺灣許多地方宛如水世界。而上述「高雄不淹水」的挺韓廣告,頓時反成為罷韓的最佳宣傳。在此之中,有人會為韓市長抱不平,認為面對極端氣候與強降雨的新時代災難,誰來當市長也是無法迴避這種結果的發生。的確,即使是地位隆崇的民選直轄市長,也無改變天氣的超自然力量,這種說法不無幾分道理。

若我們更詳細地談什麼是高雄市?就更能明白高雄市治水的高度困難性。故事要從2010年12月以後成形的「五都體制」說起。當時改制的高雄市、新北市、台中市與台南市等新興直轄市,與既有台北市、(舊)高雄市兩直轄市本質上首要差異,就是治理面積區域的天差地別。以精確的數字來說,相較於過去北高兩直轄市僅分別管轄區區272及154平方公里,改制後新北市卻有約2,053平方公里、台中市約2,214平方公里、台南市約2,192平方公里。至於高雄市,其幅員更廣達約2,947平方公里,相當於臺北市的10.8倍,有些地方靠山、有些地方臨海,有的高度都市化,有的則人口稀疏,以所轄面積來看,高雄市堪稱台灣幅員最遼闊、管理難度最高的地方自治團體。

艱困的南方都市,遇上了荒腔走板市長

資源不足,抑或長期偏袒台北市,一直是新興廣域直轄市長期不滿之處。以2020年在統籌稅款及補助款分配來看,面積272平方公里、人口264萬人的小小台北市在2020年分配到524億元;但是面積2,947平方公里、人口277萬人的廣域高雄市,卻僅分配到451億元。不合理之處,一目了然。站在高雄市政府的立場來看,包括治水在內的諸多經緯萬端施政,都是相當艱鉅的挑戰。因此,作為一位高雄市民選市長,理應謹慎小心且深入地瞭解各種市政問題、妥善運用有限資源,兢兢業業,不辜負市民託付才是。遺憾的是,韓國瑜的表現,相當令人失望。

姑且撇開韓國瑜剛當高雄市長即請假直攻總統大位的離譜行徑不談,從「發大財」、「迪士尼」、「漫威英雄」、「挖石油」、「賽馬」、到「愛情摩天輪/產業鏈」一路走來,當初那麼多驚世駭俗的燦爛政見煙火,如今只剩下一堆瀰漫的煙霧,遇事則推諉轉嫁,拿不出踏實像樣的政績。太多事實已證明「假話、大話與空話」才是韓國瑜的基本人物設定。

持續觀察近幾天韓市長的言行舉止,情況沒有好轉。先拿5月30日由高雄市選委會規劃舉辦的「高雄市第3屆市長罷免案公辦電視罷免說明會」來看,時間明明是週六休息日,但韓國瑜市長卻在同日安排3場市政公開行程,藉此打造韓市長「專心市政」形象。只是,當媒體發現韓國瑜市長於隔天週日毫無市政公開行程,即可瞭解原來上週六那些市政行程,不過是為了缺席電視罷免說明會所安排的「裝忙」戲碼。堂堂大高雄市長,卻以逃避軟弱的態度面對罷免,令人浩嘆。

接著,根據6月1日媒體披露,韓國瑜市長向行政院訴願委員會提起罷免案訴願,主張中選會應對違法罷免提案不予受理,業已於5月28日遭行政院訴願委員會裁定駁回。對此結果,高雄市政府以「市府目前專注市政、未參與過程,尊重律師專業,本次也以律師專業回應為主」等語,輕描淡寫回應,一副事不關己貌,將一切挫折都推給律師承擔。但只要用訴訟常理判斷即知:韓國瑜市長是最核心的當事人,要不要對罷免案興訟?要不要聲請停止執行?最終的決策者絕對繫於韓國瑜市長自己。沒有韓國瑜市長的明白授意,受委任的律師焉有自做主張的餘地?堂堂大高雄市長,卻以推諉卸責的態度面對訴訟接連失利,讓人心寒。

文末,回到治水問題上。即使高雄市民成功罷免了韓國瑜,接手的新市長再怎麼天縱英明,也不可能讓面積廣達2,947平方公里的高雄市達成「不淹水」的奢望。期盼下一位高雄市長,不管是今年抑或2022年就任,都應該要好好體悟:這幾年傷痕累累的高雄市亟待平順穩健地進行災後重建。做為民選首長,惟有摒除派閥分贓,妥善組成優質的行政團隊,百分百的徹底付出,點滴踏實累積政績。如此一來,才可能讓這座台灣最南端、最大的廣域直轄市,再迎風華。

2020-05-22

超越520演講:下一個4年,國家將往哪裡走?

在我國政治行事曆裡,4年一次的520總統就職演說,備受各界矚目。只是,這種由層峰政治幕僚殫精竭慮、來回修改所譜出的華麗講稿,即便內容已屬冗長,但還是難以涵蓋總統未來4年的施政要項。更簡單的說,總統就職演說的政治性格遠大於政策性格。對於想要瞭解未來諸多國家大政走向的人民而言,520總統就職演說,並不能提供太多有用的資訊。

「2020台灣要贏」的政見缺漏

下一個4年,國家將往哪裡走?這個問題在蔡英文總統選舉官方網站「2020台灣要贏」裡,提供若干線索。對於民進黨來說,由於2020年為現任總統爭取連任,因此在網站「政策/政績」欄位下,所著重的在於過去3年政績的彙整介紹。包括司法改革、反毒、人權與轉型正義、所得、治安、農民、勞工、青年、樂齡、原住民、新住民、客家..等,洋洋灑灑數十項。

這個成績單,研判是層峰透過政務系統,由各機關由下而上彙整堆疊而來。那麼,這些官方臚列的政績,真的獲得人民的支持嗎?從2016年5月以來,是民進黨首次同時掌握總統與國會多數席次的局面。從2020年1月大選結果來解讀,可說是選民對民進黨首次完全執政績效的肯定。前總統馬英九以「國家退步了」為由拒絕參加520就職典禮,毋寧只是耍弄小孩子脾氣罷了。

其次,在這個官方網站,於「下一個4年」欄位下,則臚列了:「全齡照顧政策:幼兒(0─6歲)國家一起養」、「區域政策:大南方 大發展 南臺灣發展計畫」、「全齡照顧政策:長照2.0升級計畫」、「全齡照顧政策:投資青年」、「下一階段綠能政策:打造臺灣成為亞洲綠能發展中心」與「下一階段科技政策」等區區6項,欠缺全面性,相當耐人尋味。

詳言之,回顧過去,由於國政經緯萬端,有志於競逐總統職位者,大抵都會在各領域提出針對未來的政見擘劃。我國選舉史上迄今還無人超越的壯舉,就是陳水扁總統競選2000年總統之際,於1999年出版了《新世紀 新出路 : 陳水扁國家藍圖》系列叢書,分為「國家安全」、「國家體制改造」、「財政經濟」、「國家建設」、「婦女政策」、「教育文化傳播」與「宗教政策白皮書」等7冊。

信手翻閱,當年裡頭提到的「廢除法官考試、由優秀檢察官、律師、學者選任法官」(第2冊/235頁)、「原住民族區域自治入憲」(第2冊/138頁)、「國安局為最高文職情治機關」(第1冊/60頁)等政見,即使事隔20年,這些大膽且先進的政見,仍值得吟味再三。

下一個4年,國家往哪裡走?

回到競選官方網站「下一個4年」來看,縱使是尋求連任,競選團隊也該負責任地針對國家幾個重大領域,提出候選人自己的看法。扣除掉「全齡照顧政策」、「區域政策」、「綠能政策」、「科技政策」後,難道在其他更遼闊的施政領域,諸如國家安全戰略、勞工與就業、財政與稅制、文化、司法改革等面向,競選連任的總統候選人沒有想要對人民說的嗎?所幸天佑台灣,「政見論辯」並非2020年總統大選的主軸,「政治品格」反成了挑選總統的關鍵。以上提到的政見缺漏、甚至遠遜於韓國瑜競選網站政策白皮書的弔詭現象,基本上不影響選舉大局,大概也只有少數社科領域學者能察覺。

2020年總統選舉早已於今年1月結束。層峰幕僚理論上應從「選舉隊」替換成了「治國隊」。對於競選官方網站的政見疏漏,吾人或許可以歸咎於選舉幕僚對行政運作不嫻熟所致。逝者已矣,面對下一個4年將推行的政策,這禮拜就職的蔡英文總統,如果在演說裡未能明白陳述,而吾人又不能在「2020台灣要贏」網站找到線索的話,補上一本針對未來4年的政策白皮書,應是比較負責任的作法。若無,在資訊不透明情況下,面對爾後的諸多重大政策推動,要如何博取人民的支持呢?遲來總比不到好,望層峰能三思。

2020-05-07

「韓國瑜們」的五月焦慮

距6月6日罷韓投票,僅剩1個月光景。對於高雄市長以降的局處首長、機要約聘來說,這場罷免乃攸關薪水與前途的終極之戰。尤其局勢演變至此,罷韓呼聲呈現越形高漲趨勢,「韓國瑜們」的焦慮,可想而知。

總統大選甫於1月落幕。「總統未遂」的韓國瑜,理論上應該把握黃金時間來修復與高雄市民間的緊張關係,洗心革面當個認真好市長。只是,回顧這3個月來,「韓國瑜們」犯下太多錯誤,導致市長寶座弄得如此岌岌可危、焦慮萬分。

錯誤之壹:繼續背負「不忠市長」惡名

2020年韓國瑜參選總統落敗的關鍵原因,在於「不忠」。對於在2018年11月用89萬票把韓國瑜推向市長寶座的高雄市民來說,沒人可料想到其就任不到1年,韓國瑜就請假選總統去。這種背棄市民的不忠之舉,很難讓人釋懷。觀乎2020總統大選,現任市長韓國瑜在高雄市總得票數居然僅61萬票而已。

若進一步剖析,韓國瑜的不忠,心裡最感傷的,其實是傳統被視為政治立場偏藍的眷村支持者。要知道在眷村文化裡,「忠義」是一個被崇尚的傳家基本價值,韓國瑜自己眷村出身,卻輕易地、迅速地棄守對市民的政治責任,令人憤慨。左營、楠梓和鳳山區的眷村勢力雄厚,但比較2018年市長選舉,2020年總統選舉韓國瑜在這3個票倉支持度大減,左營得票率從62.0%減至41.8%,楠梓得票率剩36%,在人口最多的鳳山區的得票率也減至36.2%。這些數字,證明了一切。

當總統敗選已是既成事實,韓國瑜又說了什麼呢?檢視韓國瑜的總統敗選感言,基本上分為兩部分。前者針對總統大選,後者則針對高雄市民。前者內容大抵為「服從選舉結果」、「個人努力不夠,辜負大家對我的期待」、「明天起來我們還是希望見到一個團結的台灣,不管各行各業、人人在自己崗位上努力奮發」等一些四平八穩的漂亮場面話。

後者則為「星期一我會繼續回到市府上班,春節快到了,要抓緊治安、物價和觀光風景區的環境工作等,我要繼續執行肩膀上的責任」云云。從全國選民來看,總統敗選人韓國瑜的談話尚稱合格;但從高雄選民角度而言,這位「不忠市長」沒有對高雄市民說一句抱歉,且又擺出一副「雖總統選輸了,但下週一依舊爽當市長、主持大局」貌。這種把堂堂高雄市當作「政治備胎」的傲慢姿態,怎會讓選民吞得下這口氣?

錯誤之貳:錯把罷免當選舉操盤,升溫罷免氣勢

從法制史角度來看,在選舉權之餘,又特別崇尚罷免乃至創制、複決重要性者,最重要的倡議者就是中國國民黨總裁孫文。也是受「中山學說」強烈影響之賜,「選舉、罷免、創制、複決」明文被當成中華民國憲法本文第12章的標題,進而在憲法第133條規定,被選舉人得由原選舉區依法罷免之。換句話說,不問中央或地方層級、不分公職或民代職位,只要是人民透過選舉賦權者,就可依法罷免之。

隨著中華民國法體制從中國飄揚到台灣,台灣從此跟罷免制度結下了不解之緣。 只是要特別注意的是,在法律結構設計上,選舉跟罷免完全不同。以包括市長在內的民選官員選舉為例,前者只要在全選區裡拿到相對多數票便能當選,不問投票人數多寡,沒有門檻問題。在此制度設計下,各方候選人積極進行各類型參選活動,企圖吸引選民青睞,自是當然。總的來說,選舉打的是「熱戰」。

反觀罷免,為防止民選官員乃至民意代表當選後動輒受到罷免,導致政治過於動盪,設有各種門檻乃罷免制度的「標準配備」。鑑於昔日罷免門檻過高,2016年時選罷法下修,改為同意票數高於反對票數且達原選區選舉人總人數1/4以上,即可通過罷免。在此制度設計下,鼓吹罷免陣營的策略如同選舉一般,要以各種積極的手段來提高選民投下罷免票的動機,依舊還是「熱戰」。但是對包括被罷免人在內的反對罷免陣營而言,保衛戰的關鍵在於拉低頭票率,不是鼓吹支持者出來投下反對罷免票,總的來說,打的是「冷戰」。

無可諱言的,今年2月以來如火如荼的罷韓行動,可謂韓國瑜重回政壇以來面臨的最大危機。讓這個危機持續攀升,除了罷韓團體努力以外,韓國瑜陣營也充分地扮演助攻角色。細數之:高雄市選委會在民眾連署過程中的諸多積極刁難、針對罷韓投票積極委託律師提出停止執行、以超高效率針對性地積極處理的罷韓廣告物、積極杯葛投票所設置、由支持者積極大買400幅「清廉好市長」廣告…這些諸多的積極性操盤動作,都是讓6月6日這場罷韓投票朝「熱戰」邁進。

總之,倘若罷韓投票真能的成功,這個重大的操盤錯誤,絕對是箇中關鍵因素。 最後,退萬步言,縱令罷韓投票功敗垂成,2022年地方大選也不過是後年的事。當初說好的愛情摩天輪產業鏈、承諾的發大財等政見,如今安在?自從有了google以後,選民完全不健忘。若屆時沒有給選民滿意的交代,韓市長就算僥倖逃過罷免這關,恐怕也很難跨越那關。

2020-05-04

拆罷韓廣告 違法恣意

為管理廣告物,改善市容觀瞻、維護公共安全及塑造都市特色,高雄市從二○一二年起即制定高雄市廣告物管理自治條例,以資規範。對於違反者,同條例第二十六條以下設有罰則,除罰鍰外,另賦予相對人限期改善或拆除等義務。有關罷免市長韓國瑜的招牌廣告物,若有違反前揭自治條例情形,市府根據檢舉依法處置,乍看之下似無違誤。即便主張過去市府針對包括韓市長去年競選總統時諸多招牌廣告有長期懈怠管理、寬鬆執法的前例。但遺憾的是,在不能主張「違法平等」原則下,這種抗辯並不成立。

只是,高雄市府拆除罷韓廣告的作為,完全適法妥當嗎?析言之,自治條例既然有限期改正的規定,則市府自然要賦予相對人「相當且合理」的改善期間。根據報載,本案高雄市府給予罷韓廣告人的改正時間僅短短一日。在別無明顯急迫的公安疑慮下,如此在工務界極端不合理的限期改善期間,不僅明顯充滿了恣意,也凸顯高雄市府拆除罷韓廣告之舉動乃具重大瑕疵的違法處分。

「放馬過來,恁爸等你」是韓市長的政治氣魄。既然市府最高首長都以健康正面的心態面對罷免,底下市府官員怎可妄揣上意,陷市長於不義?

2020-04-30

扁政府正名運動簡史

台灣的China Airline要不要更名,近來在國內政壇再度掀起諸多爭辯。從歷史視角來看,這是個老問題。若從1990年代解嚴談起,台灣正名運動的呼聲,自解嚴迄今在台灣社會從未曾消逝。1994年8月間由當時民進黨立法委員呂秀蓮、陳水扁、彭百顯、許添財等多人曾組成「我的國家叫台灣」正名運動請願團前往外交部,請外交部立即端正駐外單位名稱,一律以「台灣」為名參與國際社會 。

2000年政黨輪替後,民間團體更積極推動台灣正名制憲運動,其中最值得矚目者,當係2002年5月11日母親節前夕,由60個以上國內外社團的連署舉辦,並由前總統李登輝擔任總召集人的「511台灣正名運動」。當時有超過3萬群眾走上街頭,大聲喊出「母親台灣」心聲。2002年,也有人稱之為「正名運動的啟蒙年」。

扁政府:「分期付款」式的正名推進

對2000年後執政的扁政府而言,縱有心積極呼應正名運動,無奈在國內外諸多限制下,推動正名相關施政計畫有其政治實力不足的困境。以扁政府首先啟動的正名計畫,亦即於2002年1月間宣布於中華民國護照加註「台灣」(Taiwan)決定為例,對於這件於行政權範圍內即能決定的事情,事實上也拖到了隔年6月才正式施行,可見來自在野的國、親兩黨以及中國的阻力甚大。

日本學者若林正丈曾以「分期付款的民主」形容台灣的民主轉型模式。扁政府推動的正名計畫,頗有異曲同工之處。面對民間團體持續不斷的制憲正名的呼籲,扁政府一方面在理念上無法選擇不表態相挺,但另一方面在行動上則被動以對,且範圍有限。

2004年底第6屆立法委員選舉期間,陳前總統再度回應民間團體正名要求,進一步公開宣示駐外單位及國、公營事業應完成正名,以彰顯台灣主體性,釐清中國與台灣間區別;其後並於元旦文告等宣示:「堅持台灣主體意識」為政府施政主軸,必須堅持「台灣主體意識」,超越統獨與族群,共同凝聚台灣人民對於國家認同的基本共識,並以下列三項基本原則推動正名運動:

(一)凸顯我國為主權獨立國家之地位。
(二)彰顯台灣主體性。
(三)清楚區分台灣海峽兩岸為互不隸屬、互相對等之主權國家。

為具體落實扁政府有限度的正名計畫,當時行政院就部會函報之156項推動項目,依困難度高低分成「較無困難項目」、「較有困難項目」及「有重大困難項目」等三類列管,並建立單一窗口機制,定期檢討及彙報推動進度。較有困難及有重大困難項目之推動,需要外在環境及條件配合,時程掌握不易,因此主要推動項目集中於較無困難部分。總之,在當時艱困的政治局勢下,在行政權容許射程範圍內進展局部的正名運動,匍匐向前推進,才是比較務實可行的政策。

截至2008年4月底止統計,當時已完成的正名計畫主要以法規及行政規則之修正為大宗,至於較為重要者,包括國營事業如台灣郵政、台灣中油與台灣國際造船、台灣桃園國際機場與台灣民主紀念館等機關機構、國家文化總會與台灣地理資訊中心等社團、財團法人之正名,及台灣郵票、護照加註台灣、駐友邦大使館與派外技術團英文國名加註台灣等。

至於未完成部分,則歸納以下六大項:
(一)法律:如郵政四法、民法總則等修正案,受制於立法院生態,未能完成修法程序。
(二)駐外館處:無邦交國部分,涉及我國國際處境,進展較為有限。
(三)條約協定:與國際政治有關,需要因勢利導,處理需時。
(四)國際組織:仍以維護會籍為最高原則,並無太多空間。
(五)投資公司:中華電信及中華航空,涉及民股利益,尚無更名共識。
(六)財團法人:部分財團法人因非政府捐助、無官派董事或與其董事會溝通未如預期等原因,進展有限。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2008年5月馬政府上台後的「反正名」逆襲,諸多扁政府推動的正名計畫,在馬政府時期又即陸續回復原狀。例如:台灣郵政公司又改回中華郵政公司、台灣民主紀念館又改回中正紀念堂、國家文化總會又改回中華文化總會,至於郵票票名亦由臺灣改為中華民國郵票。當年扁政府積極推動的正名,到2020年4月中旬的今天,仍剩下:台灣中油、台灣國際造船、台灣桃園國際機場、台灣地理資訊中心及護照加註台灣…等幾項比較顯著的正名改革流傳至今。

扁政府當年推動正名的困境

台灣人民於2000年時雖然選擇將行政權給扁政府且延續長達8年,同時卻也選擇讓在野黨把持國會多數長達8年,在朝小野大的政治局勢下,由於法律案、預算案乃至於人事同意權皆受制於國會,扁政府能自主決定的空間受到高度侷限。想要大破大立地推正名運動,根本是「不可能的任務」。因此當時行政院以「較無困難項目」、「較有困難項目」及「有重大困難項目」做為推動正名運動順序的策略,可謂有其現實上的務實考量。

只是,扁政府推動正名運動,自己也犯戰略上的錯誤。詳言之,在當代行政國家結構下,行政權得以自我決定的裁量領域寬廣,倘若策略精準得宜,即便朝小野大,在行政權射程範圍內推動正名計畫,事實上仍有寬廣空間。反之,若挑選的正名標涉及立法權範疇,遭受國會激烈抵抗的風險當然是預料中事。

總之,在當年欠缺國會支持下,正名計畫理應「趨吉避凶」地小心前進,惟遺憾的是,扁政府在若干正名計畫的推動上,卻時而「趨兇避吉」地貿然推動,遭逢挫敗也是意料中事。以台灣郵政公司更名為例,其間涉及4種法律,亦即《郵政法》、《簡易人壽保險法》、《郵政儲金匯兌法》與《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設置條例》(俗稱郵政四法)的配套修正,並非僅由行政院令其董事會通過及修改公司組織章程即可實現。

在缺乏國會多數席次支持下,應屬「有重大困難項目」的正名標的。無奈扁政府在前揭條例未經國會修改下,即貿然決定「先改名,再修法」,於2007年2月12日舉行台灣郵政公司揭牌典禮,此舉當然引起國會難堪乃至輿論抨擊,於是同年3月20日在泛藍立法委員多數優勢下,於程序委員會封殺郵政四法修正,形成公司營運名稱與法律規定不一致的怪現象。

從法律風險評估立場,涉及法律修改的中華郵政公司根本難以在朝野高度對立下於國會順利闖關,當時絕非適合立即推動的正名標的,扁政府急躁冒進結果,遭逢挫敗也非意料之外。

文末,回到China Airline更名事件省思。站在執政黨的民進黨立場而言,此乃前次執政遺留的未竟之業。在2016年5月取得完全執政地位後,來自國會的阻力已大幅消弭之下,蔡英文政府若有心推動,不管是那些已更改卻又被馬政府扭轉原狀的、抑或是那些包括China Airline在內應正名而未完成的機關、機構與公司,理應抱持著平常心,繼續主動推動才是。尤其在民間正名呼聲再度攀高的當下,難道還有拒卻逃避的空間嗎?

2020-04-14

公民權怎麼下修?2016年盧秀燕版修憲案是學習榜樣

今年2月國民黨黨主席選舉之際,立委江啟臣大膽揭露目前擁有該黨黨權的40歲以下黨員僅9,122人,佔總數3.16%,直指「國民黨是老人黨」,並進而拋出「再不改就絕子絕孫」呼籲。對於與社會脫節許久、大老文化盛行的國民黨來說,放手擁抱年輕世代,確實是維繫該黨營運的唯一出路。在此思維下,「18歲公民權」修憲案作為國民黨江啟臣主席上任後的起手勢,並不讓人訝異。

尤其值得注意者,第10屆立法院甫於今年2月1日就職,立委江啟臣等31位立委連署提案的「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增訂第1條之1條文草案」乃本屆立法院最先提出的修憲案,並旋於3月27日立法院院會交付修憲委員會審查。撇開主張修憲調降公民權究竟是那個政黨最早拋出的考古題爭辯毋論,國民黨在本屆立法院拔得頭籌率先提案的舉動,顯示江啟臣主席領導下的中國國民黨,似有改變陳舊思維,積極擁抱青年選民的決心。

下修投票年齡,勢在必行

從學理來談,鑒於投票年齡攸關公民選舉權的行使。世界各國多將其明文規定於憲法,惟亦有以法律明定者。至於我國憲法上,憲法第130條即將選舉權年齡明定於憲法之中。環視世界諸國約有160餘國將投票年齡訂在18歲,亞洲鄰近國家中只有台灣是20歲,大韓民國在2007年亦已降至19歲,至於原本與台灣在東亞民主國家裡一起敬陪末座的日本,已經於2015年擺脫這個難堪,從20歲降至18歲。另外附帶一提者,在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則是任何年滿17歲以上的國民就有投票權。

綜上整理,目前世界各民主國家,普遍以18歲作為選舉權行使年齡。台灣教育高度普及,昔日憲法明定投票年齡為20歲之規定,顯然早已淪為妨礙公民行使民權的憲法重大障礙。

回顧歷史,其實早在1992年,即有國民大會代表提出「18歲公民權」修憲案。歷經近30餘年醞釀,降至18歲的民意呼聲,已超越維持原定年齡主張,而蔚為今日社會之主流意見,當屬無疑。或許可更露骨的說,連國民黨都積極主動推動修憲下修投票權了,維持原定20歲年齡的主張,在21世紀的台灣,已再無立足餘地矣。

超越2020江啟臣版的「2016盧秀燕版修憲案」

為達成降低投票年齡之目的,作法上能否以修改選罷相關法律為之即可?抑或僅能透過修憲方式為之?贊否兩說夙有爭執。惟從法理而論,我國憲法第130條既明定行使選舉權之年齡限制,其即屬憲法保留範圍,此並非憲法委託範疇,立法者之形成自由自應受其拘束,倘立法者立法降低憲法所定選舉權年齡,則顯已踰越立法裁量之範圍,牴觸憲法規範而有違憲之虞。換句話說,若要降低投票年齡至18歲公民,修改憲法乃是最無法理爭執空間的唯一解決途徑。

承上,修改憲法勢在必行。但是技術上怎麼修,卻又可區分為「直接更動憲法本文」或「增修憲法條文」等兩種不同模式選擇。詳言之,修憲乃依據憲法典本身規定之程序,對憲法所加之變更(增補、刪除、追加)。修憲係合法變動、體制內的變化,而且修憲具有界限,不得變更憲法之核心部分,亦即憲章或根本規範,否則將破壞憲法之連續性與同一性,實質上變成憲法廢棄或廢止。

中華民國憲法本文既有的人權清單業已因時代變遷而相對簡陋,至於歷次憲改增修條文部分絕大部分集中在政府組織方面。即令是與政府組織較不相關的部分,也是以類似「基本國策」的方式呈現,並沒有就基本權利作修正,容有大幅強化補充之必要。

誠如憲法學術界長久以來的批判,在現代世界比較憲法學上認為,類似美國之增修憲法條文之憲法變遷,必須是憲法本文與增修條文共同構成整部憲法;現行憲法卻以增修憲法條文方式,來增訂違反憲法原文之條項,且更進而凍結憲法原文之效力。雖冠以增修憲法條文之名,卻做同語異義之移植繼受,實則有混淆視聽之嫌。

更淺白的說,我國目前以「憲法典外增刪、不更動本文」的複雜難懂修憲方式,會使人民不容易輕易瞭解憲法的內容,進而導致人民的憲法意識降低。對於維繫人民憲法感情乃至我國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來說,都產生了相當負面的惡劣影響。有鑑於此,相較於2020年3月江啟臣等立委連署提案「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增訂第1條之1條文草案」的繁複囉唆,2016年3月盧秀燕、林麗蟬、王定宇、顏寬恆、黃昭順等31位立委連署提案的「中華民國憲法第130條條文修正草案」訴求直接修改憲法本文,將20歲改為18歲,反倒來得明快俐落,也更符合當代憲法修改法理。

總之,真的要擁抱年輕世代,一步到位的修改憲法第130條,比起囉唆繁複的以憲法增修條文縫補,來得進步高明許多。這點不用憑藉高深的憲法學理,只要具備國小基礎閱讀能力,即可輕易辨別。這句話,不只寫給國民黨聽,也更希望本月初已連署提出「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1條條文修正草案」的執政黨立委們酌參。

2020-03-25

吳斯懷持續挑釁國民黨

2020年1月總統與立委大選落幕,立法院113席次裡中國國民黨不但繼續穩固了最大在野黨地位,而且以席次上來說,相較上一屆35席,本次共奪下38席的表現,不能算是對國民黨有顯著的挫敗意味。只是就大局而論,在重返執政的期待落空下,一方面宣告吳敦義主席時代,正式劃上了休止符;另一方面伴隨本月初黨主席補選,嶄新的江啟臣主席時代從此展開。

江主席1972年生、留美政治博士、大學副教授、行政院新聞局長、區域立委等學經歷,加上維持端正穩健形象,莫怪能受多數國民黨人青睞壓倒性地大勝67歲的前台北市長郝龍斌,扛起承擔主持大局的重任。尤其,國民黨有黨權的40歲以下黨員僅有9,122人,僅佔總數3.16%而已。一位年齡不到50歲的黨主席出線,象徵國民黨有正視黨內嚴峻「高齡少子化」危機的決心。

吳斯懷@立法院,江主席如何「啟程」

回到本月初國民黨中央宣布選舉結果,江主席發表改革方針的那個時刻。江主席打出了「KMT redesign」的黨務革新口號,也直指目前國民黨的戰場在立院,立院表現,直接影響民眾對國民黨的觀感。從1949年國民黨中央搬遷至台灣以來,黨內問題一向都是經緯萬端。此時此刻江主席「啟程」面臨最大的挑戰,無疑就是立法院裡的「吳斯懷問題」。

詳言之,作為一個大學政治系副教授、並經歷區域立委選戰兩次洗禮的領導人,江主席深諳未來4年國民黨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提升國民間、特別是年輕世代對國民黨的「好感度」。而好感度的積累,除了靠網路媒體小編密集出圖、出稿與經營外,最重要的,終究仍繫於黨籍立委們動見觀瞻的問政表現。第10屆立法院於今年2月迄今為第1會期,儘管國民黨立委們表現賣力,但加分效果仍嫌有限,有待儘速調整精進。不過立委吳斯懷倒是在第1會期,只憑一人之力就展現了其強大的扣分效果,破壞力驚人。

姑且撇開吳斯懷2016年赴北京聽訓事件、赴「鳳凰衛視」支持解放軍成立南海防空識別區、赴香港參加一國兩制研討會,抑或2018年反年改事件藏匿斷指等諸多其擔任本屆立委前的駭人事蹟不談,單是在本月,加入立法院社福及衛環委員會的吳斯懷,卻仍相當醉心過問國防領域政務,向軍方索取涉及資通電軍編制的機敏資料,震驚社會。

近日吳斯懷又提出質詢,認為共機經、繞過台灣周邊空域,「法理上並不能算是對台灣有顯著的挑釁意味」,要國防部別誤導云云。該質詢經媒體披露後,輿論譁然。按武漢肺炎造成中國乃至於全世界人民嚴重傷亡,情勢險峻緊迫之際,中國政府理應以救災為重、人民福祉為先。在這個節骨眼上,中國幾番刻意派遣軍機滋擾台灣空域,破壞海峽和平穩定局勢,已令人憤慨。身為我國現任立委、前國軍中將的吳斯懷卻還將此舉界定為「不能算是挑釁」,又再度成功點燃了台灣人民的怒火。

不分區絕對安全名單,國民黨無從切割

這把怒火,不只燒向了吳斯懷,更延燒到國民黨身上。雖然事件發生後,國民黨中央立刻祭出防火牆,指出吳斯懷的質詢純屬其「個人意見」,不代表國民黨立場,黨中央也不認同這樣說法云云,企圖控制延燒範圍。不過這樣的粗糙切割,不僅無法解決問題,也是昧於政治現實。如所周知,吳斯懷能擔任第10屆立法委員,並非靠其個人努力經營選區、獲得選民的直接支持而當選。若無去年國民黨中央執意將吳斯懷擺入不分區立委絕對安全名單內,焉有今日的立委吳斯懷?更露骨的說,只要吳斯懷還擔任國民黨不分區立委的一天,其一言一行,國民黨只能咬牙承受,毫無切割卸責餘地。

「立院表現,直接影響民眾對國民黨的觀感」。江主席的分析,洵屬正確。造就今日的吳斯懷,最大的責任就是國民黨中央。尤其光是在第1會期,就能造成如此鉅大破壞力的吳斯懷,倘若繼續待滿至第8會期,究竟還能夠做出多少駭人表現,令人對國民黨人不敢設想。「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遺憾的是,《倫語》裡的君子三戒,這些道理只有君子才能心領神會。國民黨想成功勸退吳斯懷,成功率甚低。接下來該怎麼做?江主席當然也知之甚詳。國民黨在這兩年能否振衰起敝,關鍵恐怕就在如何明快、斷然處置「吳斯懷問題」了。

2020-03-08

「+1」的促轉會,卡關的基金

原本在今年度的中央政府總預算裡,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以下簡稱促轉會)的預算,依法只框列到5月。有關促轉會延續與否的不確定性,直到2月21日行政院長蘇貞昌於答詢立委鄭運鵬質詢時表示「將同意讓促轉會延長1年,讓促轉會能做得更好」等語後,促轉會「正規賽」將於3個月後終焉的命運,才有跨入「延長賽」的機會。

接著,在二二八事件73週年中樞紀念儀式上,總統蔡英文又再作出了肯定促轉會繼續運作下去的發言。發展至此,促轉會繼續運作的態勢,大致定奪。只不過,責任繁重繁重的促轉會,仍有亟待解決的困境。轉型正義基金迄今卡關,這點就值得好好正視。

取之於不當黨產,用之於轉型正義

詳言之,《促轉條例》第7條第1項規定,為落實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促成政黨公平競爭,自1945年8月15日起取得之不當黨產,除可明確認定其原屬之所有權人或其繼承人外,應移轉為國家所有,並由中央成立特種基金,作為推動轉型正義、人權教育、長期照顧、社會福利政策及轉型正義相關文化事務之用(以下簡稱為轉型正義基金)。此一轉型正義基金,從收支兩面簡單來說就是「專款專用」,亦即以不當黨產收入,充為轉型正義相關事務之用。

設立促轉基金的設置概念,並非吾國獨見而創獲,主要還是參照移植德國經驗。如德國「聯邦專責處理東德社會統一黨獨裁政權基金會」董事長Rainer Eppelmann於2018年1月訪台時所述,東德社會統一黨(SED)獨裁政權統治下,並沒有民主選舉,更沒有政黨政治環境,而在東西德統一後,各地的德國人都意識到,擁有平等且公平的政黨競爭環境,是一個國家民主體制的基礎,因此也促成了德國黨產會(UKPV, Unabhängige Kommission zur Überprüfung des Vermögens der Parteien und Massenorganisationen der DDR)的成立,也開啟了德國黨產會追查黨產的工作 。

至西元2006年德國收回前東德獨裁政黨之不當黨產金額約16.5億歐元,其中約9億歐元佔58%按人口比例分配予德東地區邦政府並撥出7500萬歐元成立「SED獨裁政權重新評估基金會」,另每年自政府預算挹注約500萬歐元推動下列項目:對東德統治的歷史研究、教育推廣;設置檔案館及圖書館,保存與獨裁政權有關的歷史文物;提供政治受難者及家屬心理創傷療癒及法律援助;促進國際轉型正義研究及交流。

這種「取之於不當黨產,用之於轉型正義」的基金設計,在我國卻踢到了始料未及的鐵板。析言之,就收入面來看,經黨產會以行政處分方式移轉國有的不當黨產其實早已逾700餘億元之譜,只不過相關處分經相對人提起行政救濟後,縱使僅為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但國民黨、婦聯會、救國團等處分相對人卻往往多能獲得行政法院慣性給予停止執行的特殊寬厚對待,令人譁然;且本案審理絕大多數案件也呈現嚴重牛步化傾向,甚至有法官因提請釋憲而使得訴訟程序暫停。

只是實踐轉型正義的時間向後移動?

為何老是偏好停止不當黨產案的行政執行?臺北高等行政法院第7庭的審判長陳金圍與法官畢乃俊、陳心弘3人於2018年11月27日在婦聯會案(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7 年停字第 78 號行政裁定)曾拋出「只是實踐轉型正義的時間向後移動」見解,似乎認定停止黨產追徵不太會影響任何人權益。

然而,若將此見解連結到轉型正義基金,該基金既以不當黨產收入作為唯一基金來源,然這筆收入卻遭逢停止執行而無法實際入帳,連動地導致基金適足性不足而無法成立。轉型正義基金本來是要用在:推動轉型正義、人權教育、長期照顧、社會福利政策及轉型正義相關文化事務之用上頭。尤其在許多威權受害者因年事已高而已迅速凋零離世之際,基金設立卻遙遙無期。「只是實踐轉型正義的時間向後移動」這番風涼話,冷漠得讓人擲筆浩嘆。

2017年3月間,學者辛年豐即曾預言在既有制度下,法院可能成為轉型正義運作的阻擾者,其所展現的是司法權,特別是普通法院或行政法院法官面對轉型正義或民主轉型議題本質上所面對的侷限性。轉型正義基金無法設立困境境的背後,實則反映我國審檢領域迄今仍不喜歡觸碰的暗黑禁忌。去年11月間,促轉會希望調取1992年前司法官的自傳與黨籍所遭逢到的強大阻力,便可窺知一二。

期待2.0版的《促轉條例》

綜上所述,轉型正義基金欠缺財源這個困境,不是行政院同意讓促轉會進入「+1」的延長賽就會自行解決。本文建議修正《促轉條例》第7條第1項條文,參照一般特種基金所規定的來源方式,將「政府依預算程序撥充」列為基金財源之一,作為解套方式。尤其對照黨產行政訴訟案件審理牛步化現況,在不當取得黨產尚未能實際移轉國有前,由政府以預算程序挹注基金財源,當為維繫基金財源適足性的唯一擔保。

最後附帶要提醒注意的是,考察《促轉條例》的原始設計藍圖,促轉會原本並不是個要將轉型正義大任一肩扛起的機關,當時的重點毋寧是「促進」,而非轉型正義本身。也因如此,才有2年任期或「+1」這種特殊的短期設計。只是隨著政治局勢與社會變遷,世人對促轉會的期待早就不是規劃統籌的「促進」而已,而是期盼其推動與各種轉型正義有關的實際作為。

演變至此,《促轉條例》當有更進一步修正必要。筆者認為,揚棄落日條款而改為任務型機關;委員任期比照一般獨立委員會4年,重新提名並經國會同意;正副主委與其他委員參照公平會、通傳會模式,以專任委員任之。這個煥然一新的2.0版促轉會,將會把台灣的轉型正義工程帶入另一個新的境界。

令人討厭的馬先玲的二月

一位隨母親馬先玲女士於今年1月19日赴中國探親的15歲血友病童,隨著武漢肺炎其後的爆發與蔓延而困在武漢。兩位尋常民眾,頓時成為了本月的話題焦點人物。

從有無列入3日的首批包機名單、到10日的「千里送藥」美談。接著,馬女士透過台企聯(台灣同胞投資企業聯誼會)以病童用藥即將耗盡為由,於22日將矛頭指向我國政府,並表示期望沿襲首批包機模式「從簡從快」促成後續包機,「摒棄其他的因素」讓病童母子和近千名台人早日回家。對此,我國政府也迅速回應,表示20日已給4劑,病童用藥可至下個月28日,藉此破解不實資訊。

在事件發展之際,在網友們高超的網路資料搜尋能力下,馬女士過去在臉書發言接連遭披露,進而掀起諸多負面批判。隨著母子兩人於24日從中國四川搭機回台後,母子二人可望在3月份的新聞洪流裡,逐漸歇息。但這次台灣人為什麼生氣?值得推敲。

首先,必須要回顧一個重要的背景資料。根據主計總處發布國情統計通報,截至2019年6月底,我國外籍配偶人數達54.9萬人。若按國籍別觀察 ,又以中國配偶34.5萬人、占62.8%最多。其次則為越南籍10.7萬人、占19.5%居次,二者合計占82.3%。換言之,這裡浮現的一個結構性的矛盾狀態是:在我國近55萬的外籍配偶裡,高達8成是來自台灣西岸兩個共產主義國家。

而外籍配偶來源居首位的中國,其政府又是台灣在國防安全上的最大威脅來源,從一貫的文攻、武嚇到近年大搞虛假訊息、紅色滲透,時時刻刻莫不威脅台灣的自由與民主。台灣與中國超過30年來頻繁的通婚、商業往來乃至其他交流,實際上是建立在頗為脆弱的信賴基礎上。這次台灣大眾針對早在我國落地生根、持有台灣身份證、也理應依法納稅繳健保費的馬女士如此高度不諒解,其箇中關鍵在於其諸多讓人厭惡的言論,十足傷透了台灣廣大人民的情感。

馬女士何許人也?綜整網路出土資料,其在直銷商美樂家的雜誌裡,曾發表過〈唯有徹底改變,才能獲得真正的成功〉大作,裡面自承來台灣後有從事每天打卡上下班的百貨專櫃工作,進入直銷後,除了睡覺和休息外,將所有時間都用在做和直銷有關的事。當時亦同時有人呼應她的奮鬥故事,進一步披露「…他的老公是行動不便的殘障人士,有一個孩子在一歲多的時候發現得了絕症─血友病、每天必須打針,每次打針時身為母親的她總是會掉下淚來,有一次孩子忽然安慰她説媽媽不要哭我不怕痛的!這句話讓她轉念了!讓不是很富裕的她勇敢的承擔了一切,當遇見美樂家時她知道這是她唯一的機會,可以讓孩子未來沒有金錢的擔憂,在台灣沒有任何人脈、沒有業務經驗的她憑著一股信念及渴望成功的心,用10個月的時間上到資深總監三,直推人數56人,上個月收入46萬…」等語。

如此高額月收入,相當於6位大學助理教授月薪,令人感佩。不過照顧病童所費不貲。天下父母心,料想馬女士也應將許多收入也花在治療費上。尤其病患本身需要施打的特殊藥物昂貴,原本每月藥物費用超過150萬元,即使直銷高級總監也難以負荷。所幸在台灣傲視世界的健保制度下,罕見疾病用藥屬於健保給付範圍,馬女士這個支出重擔,因有包括筆者在內,數以百萬的納保人共同負擔,才可讓她現世安穩地打拼事業。「你的歲月靜好,不過是有人替你負重前行。」這流行話,不知道馬女士聽過沒有?

不管馬女士過去曾什麼教育,「吃果子拜樹頭」應是做人的最低限度禮貌。但馬女士這個月諸多言論,卻令人憤慨不已。1月20日抵達中國隔天後臉書那段「起個大早〜哥哥開車要去外婆外公家了~最開心的是小帥哥,什么都好奇,喝個鮮奶也說比台灣的好喝,吃個面,也說這裡的味道好」的發言算是起手式。針對「千里送藥」一事,馬女士在文章中感謝海基會王小姐、台協簡會長、高醫血防ㄚ變姊,卻對戮力奔走的台灣政府隻字不提,令人心寒。

尤有甚者,馬女士於12日分享轉貼楊博裕2月3日「…我喜歡共產黨,是因為她肯做事情,她不完美、常犯錯,但是願意導正錯誤。因為七十年過去,看得出來,中國共產黨不停地撥亂反正。反觀台灣,愈來愈亂!白癡、垃圾和低能兒,浮上檯面發聲的比例愈見升高;理盲、精神錯亂、沒有邏輯的瘋狂言論,成為台灣民眾主流…」貼文,還親自補上「為你按個讚!!」等語,讓台灣社會對馬女士乃至中國配偶的不滿,再攀高峰。

明知武漢疫情爆發,明知寶貝兒子定期仰賴特殊藥物,卻仍不惜攜子勇闖危城的,不是別人,是馬女士。一面嫌棄台灣吹捧中國,一面卻又仗著身份證要台灣政府搭救不是別人,也是馬女士。依法而論,由於馬女士母子俱為擁有我國國籍者,先有千里送藥在先,後又派專人協助入境檢疫,固然都是政府職責所在。不過就情理而言,馬女士背恩忘義之舉令人傷心。所掀起的怨懟,不僅害了自己與兒子,更無辜波及了近30萬在台灣的中國配偶。

這段風波,始終會過去。台灣人不是玻璃心,但卻相當重視人情義理。「吃果子拜樹頭」這句話,奉勸馬女士回台後,每日早午誦念百次為禱。